《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读后感100字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是一本由王水照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3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读后感(一)：学术天空与人生大地——读《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仰望星空与脚踏大地，已成了保持理想与扎根现实的代名词。

天空高高在上，白天太阳，夜晚星光，需得仰视才见。大地就在脚下，地势坤，土里土气，滋长万物，厚德载物。钱锺书级别的大学者，其学术造诣如天上日月，人皆仰之，他们的人生际遇，往往为学术光芒所掩，植根大地，不为人知。《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把学术置于人生的角度去观照和解读，捕捉钱锺书学术成就背后的烟火气息，描摹出一个鲜活生动的学者形象。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写到的人生况味，概而言之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与钱先生学术研究相关的人生经历和操守，二是钱先生日常的生活细节，前者见风骨，后者有温度，且分别言之。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读后感(二)：一点小感想（不是书评）

一位学者眼中的学者，师者眼中的师者。这本书可以作为一本钱学的入门读物，深入浅出，将钱先生的学术精神、独特性、可贵处都显示了出来，而且是有根有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觉得，钱先生的学术人生是如此地鲜活生动。对于钱先生的学术思想、系统，以及钱著的学术史意义和价值都作了宏观的梳理和概括。 当然，也许因为王先生治宋代文学之故，对很多具体学术问题的讨论也多集中在宋代。但正如最后访谈中提到的，钱先生除了宋金元诗之外，对明清诗文也相当瞩目，有五百多页的札记，钱基博先生也说儿子“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明清诗文研究一直处于学界边缘的情况下，钱钟书无疑是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他在很多清人诗歌方面的挖掘和发现无异于对宋代王令的推举。所以，本书没有涉及钱先生对明清文学的相关研究，作为“钱钟书的学术人生”是稍微有点缺憾的。

转录一段很喜欢的内容——

钱先生致友人信:P.196

我不提出“体系”,因为我认为“体系”的构成未必由于认识真理的周全，而往往出于追求势力或影响的欲望的强烈。标榜了“体系”,就可以成立宗派，为懒于独立思考的人提供了依门傍户的方便。……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吐温说：“耶稣基督如活在今天，他肯定不是基督教徒。”都包含这个道理。

另，P.61上，引文标点有误。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读后感(三)：郭时羽 ▏最资深“钱迷”眼中的“钱锺书”

今年11月21日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中华书局推出著名学者王水照教授新著《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表达最真切的敬意与纪念。

王水照教授曾于中国社科院跟随钱锺书先生治学与工作多年，二人虽无师生之名，而有师生之实，始终保持密切的来往。王水照对钱锺书的学术、生活有深入的了解，他在宋代文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果，亦曾受钱锺书启发。王水照认为,钱锺书手稿中尚有大量相关研究未及整理发表，实为学界之憾。而关于钱氏曾被诬告的经历、学术究竟有无体系、钱锺书与陈寅恪观点碰撞等众说纷纭的问题，亦以亲身见闻，结合自己对学术的理解，给出了答案。

本文是该书责任编辑的编辑手记，讲述了该书的出版经过，及其作为编者的感悟。

困难和收获，都出乎意料

在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当天，一场“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与会的有来自钱先生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代表，有曾与钱锺书先生交往密切的前辈学人，还有对“钱学”研究精湛的中青年学者。但在所有“钱迷”中，最资深的莫过于《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作者王水照先生。他是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秋，王先生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等。

座谈会上，嘉宾之一的董乃斌教授回顾自己在社科院与钱先生、王先生朝夕相处的情景，感慨“水照是我们这代中文学者里最了解、最有资格写钱先生的人”。刘永翔教授亦说：“王水照先生追随钱先生38年之久，有他人无法企及的全面深入了解，本书（指《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的价值也在于此。”

傅杰教授则详叙了自己阅读《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的两点感受。他说：“一是王先生对钱先生太‘知其人’了。我想现在在世研究钱锺书先生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的了解可以深入到王先生的程度，有这么多年非同寻常的师弟之谊。二是平实的态度与精细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王先生做古典文学研究非常精细，平时做事也很精细，钱先生就表扬过他的‘明通之识，缜密之学’，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这本书的高度。”

傅杰教授的总结极为精准。自去年9月商定选题至今年11月见书，一年多来我与王先生频繁往来打磨书稿，对这两点体会尤其强烈。说实话，全书共20万字，通常情况下本不需做这么久，但其间遇到了出乎意料的困难，却也因此而有了出乎意料的收获。且正因这困难与收获，我深刻感受到王水照先生尊师重道的品格与大力弘扬“钱学”的心意，能够见证这种师弟之谊和学术传承，真是一种幸运。

新增两篇万字长文

座谈会上，有学者感慨，拿到书后“原本以为里面很多论文以前都是在期刊网下载读过的，只需看看新文章就好了。结果开卷发现全书结构非常连贯，不由使我整体重读了一遍”。如其所言，本书并非已有文章的简单结集，而是将所有篇目打通，重新编排，不仅统一各方面体例，内容亦有增，有改，有删。删的工作主要由我负责，因单篇文章发表时，须照顾首尾周全，部分内容不得不反复出现，但作为书中的章节，前后有所呼应，便不必重复了。适当的删减既可提升读者的阅读感受，也可节约篇幅，降低成本和定价。而增改的内容都由王水照先生以86岁高龄，克服疾病困扰，一字一句写成。

全书的第一篇文章是《记忆的碎片——缅怀钱锺书先生》，撰于1998年12月23日，钱锺书先生去世后的第四天。此后，王先生又撰写了《钱锺书先生横遭青蝇之玷》《“皮里阳秋”与“诗可以怨”》等文章，梳理钱先生生前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为他遭受的一些误解乃至污蔑辩白，澄清事实；为纪念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他撰写了《钱先生的两篇审稿意见》，回忆钱先生当年对自己的指导与教益，探讨其间透露的学术理念。在《钱锺书手稿集》出版后，他更是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其间，非但在征得杨绛先生同意后即着手整理《容安馆札记》中有关宋代文学的部分，还撰写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等多篇论文，或是通过手稿与正式出版著作相互印证，解答钱先生的宋诗观等困扰学界许久的问题，或是归纳手稿集相关段落，阐发钱先生的学问精髓，更希望由此探索钱先生潜在的学术体系。此次成书，首先自然是将这些文章全部收集起来，并大致分类，归为四辑。

但是王先生对此并不满意，一直希望增补。2019年底到2020年初那段时间，他身体状况欠佳，深受头晕之苦，完全无法动笔，但待身体稍一好转，便又坐在书桌前展开研究与写作。一直到2020年7月，王先生增写了数万字内容。最醒目的是两篇万字长文：《自序：走进“钱学”——兼谈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交集之意义》，1.2万字，除了交代此次成书缘由外，更以强健的笔力和清晰的学术思辨，分析了钱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之间五个学术观点的交集，并从这个角度切入探索钱先生的学术体系，指出“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这样有力的文字一面世，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即如陈引驰教授所言：“这次新写的序言谈钱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学术观念的关系，触及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很了不起！”

另一篇《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1.3万字，是王水照先生近年来反复研读《容安馆札记》的心得，此前未及成文，借这次成书的机缘，他“逼迫”自己写了出来。要知道，王先生不用电脑，这几万字都是他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王先生在自序中说：“这次编集，除了文字的修订外，我新写了此篇《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及两则附记。”这是择要的说法，实际上还有不少散于全书各处的增补。零散的就不提了，这里介绍几篇较长较重要的。

为《〈宋诗选注〉的一段荣辱升沉》增写的附记，补充交代了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先生于1959年4月在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上发表为钱氏“平反”之书评的前因后果，词学大家龙榆生在其中可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增写的附记，进一步分析了钱先生不选《正气歌》的原因，对照大力推崇《宋诗选注》一书的小川环树却对《正气歌》“大选特选”，阐述自己这些年对此事的探究与理解。

《钱先生的两篇审稿意见》一文中，原本只是分段引用了钱先生审稿意见中的话，此次则新增两篇审稿意见全文，附在文后。顺便提一句，对此王先生一直很犹豫，最后在我们再三劝说下，考虑到原文件系工作性质的公函，且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才同意全文公开。其中一份审稿意见因当时用圆珠笔写于薄纸上，年久漫漶，王先生怕我们认不清，特地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第14页所附钱锺书先生1984年12月信函，情况也与此类似。

日本早稻田大学内山精也教授是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1988年，他到复旦大学进修，跟随王水照先生学习宋代文学。此前，他在日本已与若干同道学人一起从事《宋诗选注》翻译工作，到沪后就与王先生做了一次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钱锺书先生看到了这篇《对话》，在信中表示“奖借过量，益增惭悔”，这当然是他一贯的谦辞，但应该确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同意内山精也到他家中拜访，畅谈许久，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即此次收在书中的第219页的照片。此事的前因后果，王先生原在《钱锺书先生的闲谈风度》一文开头有过简单介绍，此文发表时，自需一个冒子，既是引起全文，也是交代前情；但收进书中时，因全书均围绕钱先生，故不再需要这个冒子了。我便建议王先生把这一段移作《对话》一文的附记，王先生采纳了这个建议，但认为直接移过来不够妥帖，遂在吸收原先文字的基础上补写附记，将事情交代得更全面。他的精细缜密，于此亦可见一斑。

一张张拍照传校样

除了新增大量内容外，王水照先生逐字逐句审阅了全新编排过的书稿。本来每次书稿有进展，或是王先生有什么新材料要交代，都是我到学校或他的住处送、取；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各个小区封闭。春节前，我把一校样送到了王先生住处，没想到当王先生看完校样时，我却不能去取了。那怎么办呢？起初试过电话沟通，但因修改得太多，这样要讲很久，还容易听差记错，并不可行。最后采取的办法，是逐页拍下来，再用微信发给我。86岁的王先生，虽然一向与时俱进，也早就有了微信，但说实话用得并不多，毕竟看手机伤眼，所以我一般也尽量把材料打印出来送去，减他负担。但这时实在没有办法，逼得王先生使用微信的频率大幅提升。一校样比成书篇幅少一些，但也有200多页，老先生硬是逐页拍照后发送给我。

王先生那段时间身体仍然虚弱，却还是坚持一页一页看完全部校样：从小标题的修改，到出处的校正，乃至一个字或一个标点，都一丝不苟地批注在稿面。整本校样看完，对我来说仿佛是上了一堂精彩的学术写作课。

其中有一页校样，令我尤感触动。王先生有许多材料留在旧居，他一直想找，但因为疫情无法回去。在校样处理到相关问题时，他批注道：这个材料须回旧居找，然后情不自禁地大叹一句：“快点解除隔离吧！”王先生性情是极温和的，我自读书时认识王先生，20年来似乎从未见他着急慌忙，总是那样淡定，不疾不徐；但看着这行字，我好像见到了王先生苦恼烦闷的样子，他对这本关于钱先生的书稿的重视，在这不经意的字里行间亦展露无遗。

亲身示范“弟子服其劳”

王水照先生自196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社科院（当时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即跟随钱锺书先生治学与工作，一直到1978年他调至复旦大学，18年间始终亲承謦欬；而自1978年至1998年钱先生去世，20年间他们也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书里有一封杨绛先生写给王先生的信件，对他为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写的文章表示肯定，还回忆了当年生活的情景：“我还记得我们那间陋室，你曾为我们缠上一条铅丝。铅丝始终‘直如弦’，整栋七号楼已无迹可寻矣。”当年钱、杨二先生住在一间小宿舍，王水照先生住在兼做仓库的门房，距离非常近。除了在屋内拉一根铅丝用来晾衣服、毛巾，他还为钱先生的台灯换过功率较大的灯泡。因书桌前的窗户朝北，光线不足，灯亮一些，钱先生才好读书，不至于伤眼。

另一封信中，杨绛先生问：“‘烧饭人’还记得我吗？”这个“烧饭人”是谁，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兴趣。答案是：王先生的公子。当时王先生尚年轻，公子更是只有几岁，在社科院里自己玩，遇到了杨绛先生。难得碰到一个说上海话的小朋友，杨先生非常喜欢，就与他聊起来。小朋友叫她“阿姨”，杨先生说：“你应该叫我阿婆。”“为什么？”“你去问你爸爸就知道了。”王先生的回答是：“因为她是我的老师，所以你要叫阿婆呀。”杨先生听到后笑说：“我不是你的老师，钱锺书才是。”这句话被王先生视作一种认可，一直记在心里。当时杨先生还问小朋友你以后要做什么，答曰“要烧饭”，逗得杨先生大笑，后来每与王先生通信，末尾总要问一句“烧饭人”如何了。

这次的书中，最遗憾的是没有一张王水照先生跟钱先生的合影。对此我再三问过王先生，为什么别人都有，您反而没有呢？王先生说：“你不知道，我那个时候见到钱先生，都是毕恭毕敬的，哪敢提什么要求！你看到广宏当年在章先生跟前的样子，就知道我的样子了。”外子陈广宏是章培恒教授弟子，所以王先生这么跟我说，我便完全明白了。另外，在那个时代，照相机是稀罕物，拍照远不如现在这样方便，别说合影，那些年的单人照，王先生都几乎没有。还有一个原因他没有讲，但我想还在于日常天天见面的人，往往想不到特意去拍照；反而是难得见面、特地相约的，才会专门准备相机合影。就像内山教授去拜访钱先生，一方面是当时他在日本比较容易获得相机，一方面是专程拜访，知道机会难得，所以才留下了这次收在书中的珍贵照片。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关于“钱学”的探讨，已经受到许多关注。王水照先生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泰斗，以他的学术功力，去分析、探究钱先生的学术思想，自然与他人不同。对此相信今后会有更多专业学者讨论。而我在这次出书过程中，深切感受到王门弟子对老师的满腔热情。侯体健教授作为王先生的助手，从选题、分辑到搜集文章，均深度参与，后来新增的两篇万字长文，都是王先生手写后，由他输入电脑并校对的；书后附录的“本书所涉与钱锺书先生相关文献”，则是由他的太太刘晓旭整理的初稿。卢康华博士是西泠印社社员，艺术功力深厚，书中所有涉及《钱锺书手稿集》的引文，都由他校对一至二过。钱先生的手稿集是公认的难读，不仅多为草书蝇头小字，而且从天头到地脚密密麻麻，或横或竖，或忽然一根细若游丝的线条指引到旁边插入。我复校引文时，常常半日只能找到一条，眼睛却看到刺痛流泪了。如果没有卢博士的校核，真不知该怎么办。书中钱先生信函和两篇审稿意见的释文，都是卢博士做的，他还取钱先生“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之句，篆刻了“书癖诗情”印章一方，作为钱先生110周年诞辰的纪念。另外，王先生门下还有许多学生参与了书稿校对和纪念会筹办的工作，正如王先生自序最后所云，他们都有“弟子服其劳”的精神。我想，这跟王先生对自己的老师始终敬重、以弘扬老师的学术为己任有关，言传身教，给他自己的学生做了最好的示范。

2020年12月19日发表于《解放日报》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读后感(四)：王水照谈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王水照先生晚年学术的几个面向中，牵挂最多的是钱锺书学术研究。王先生与钱锺书先生交往密切，对钱先生的学术风格与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深度、广度，多有体味，一直热切地关注着钱锺书研究。近来《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出版，算是先生多年来“钱学”研究的成果集合。书中不但回忆了钱先生的言谈风度，揭秘了不少珍贵文献，更着重研讨了钱先生著作尤其是《钱锺书手稿集》里包蕴的学术命题。“钱学”广博高深，里面藏有不少“未解之谜”，先生这本书正可指引我们探秘宝藏。

采访︱侯体健 王先生，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们都知道您的《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就是为此而出。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读到了不少您关于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的精辟论述，今天的访谈，我仍然想从钱先生其人开始。您能不能再谈一谈这么多年来，您对钱先生的认识？ 王水照：我和钱锺书先生交往近四十年，钱先生当然有多重身份，但是我认为钱先生首先是一位博古通今、融汇中西的大学者。除了学者身份以外，他还是小说家、诗人等等，但我想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学者。评定一个学者，我们主要就是看他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对于当代、后世有些什么影响力，将来在学术史上是什么地位、有什么特点、对后世学术的发展有什么贡献，我想主要应该着重于这个角度。在民国的学术宗师里，钱先生又是卓尔不群、个性鲜明的一位。他在给我们贡献了丰富、精深的学术成果的同时，又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因为他的性格特点非常丰富，活泼，有魅力，所以各种轶事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研究他，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学问，学问的见地，学问的内涵。

先说钱先生其人。有人评价钱先生是个明白人、干净人、城府极深的人，前两点我很认同，但最后一点，我要替他改一改。钱先生是一个明白人，他是个书生，但是他洞悉世事，有人文关怀，也有终极关怀，对人生的意义有很深刻的思考，对现实的问题有个人的见解；虽然他有时穿鞋子分不出左右，写阿拉伯数字写得不好，但是他对于人情世故是非常了解、非常明白的。他又是一个干净人，在敌伪上海“孤岛”时期、蒋介石政权统治时期，他还是干干净净的，虽然他的朋友圈中有一些人陷入纠葛，但钱先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污点。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他也从不揭发他人，更不糟践自己、违心地“批判”自己，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第三点，我要改一下，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笔带风霜、口含斧钺的人。他许多时候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尤其是他觉得这样说很能显示中文奥妙时，更是忍不住要说。由于这个特点，也就很容易得罪人，使得有些人对钱先生的性格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对钱先生性格中尖刻的一面，还是要做多面的了解，不能简单地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刻薄。举个例子，比如说钱先生给黄裳有副对联，叫“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这件事情，是1950年春，黄裳作为记者去北京采访，然后与钱先生见了面，说到他在琉璃厂购得一册旧钞《痴婆子》，回到上海以后，钱先生给黄裳写了一封信，信里就告诉黄裳他得到这么一联，并且说：“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余地。”这里《痴婆子》就是一本情色小说，而“甜姐儿”是指当时著名的女明星黄宗英，把“痴婆子”跟“甜姐儿”对仗，非常工稳，黄裳自己也说“此联实在是妙手天成，不愧佳制”。而从内容上来说，这联在外人看来不免有打趣黄裳的意思。有一次，我跟杨绛先生谈起这个事情，杨先生说当时得到这一联的时候她劝了钱先生，劝他不要告诉黄裳，让人家说出去不好，钱先生回答说“他敢”。你看，钱先生就是觉得这副对联很巧妙，所以也不顾会引起别人什么看法，他就寄给黄裳了。哲学上有句话，大意是“不是我掌握真理，而是真理掌握我”。我也可以说不是钱锺书掌握文字之妙，是中国语文的妙处掌握了钱锺书。他想到了这副对子以后，就要让人知道，觉得好玩，很巧妙，而且当时的环境、深交的朋友也允许他这样玩，他就忍不住要告诉黄裳。黄裳居然把它公布了，也不以为冒犯，这就是文人之间的雅谑，所以就有了这个故事。这种故事对于了解钱锺书是不能少的，因为钱先生的好多学术，也是把这种幽默、讽谑、打趣融合在一起，当然是有意义的。钱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如果研究钱锺书，大家都把兴趣集中到这些逸闻趣事上来，那么我觉得就走偏了，钱锺书研究的主要方向应该还是他的学术。因为他的个性毕竟是过去式了，钱先生走了，这样的个性也就被带走了，只是留下这些故事。但是他的学术、他的小说、他的诗歌还要流传，还在发挥作用，产生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钱先生的学术真是海涵地负，博无涯涘，不说七十多册的《钱锺书手稿集》，就是《谈艺录》《管锥编》我们读起来也还是很有难度。您曾经组织队伍辑录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付出了异常艰辛的劳动，现在虽然网上也公布了网友整理的本子，但是学术界对此仍然没有充分利用，其实是比较可惜的。 王水照：是这样。我觉得对钱先生的了解，要读懂，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这里面涉及经典化的问题，经典都是不断地被发现、再发现、被阐释、被解读的过程。2010年，在北京召开了钱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到今年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以来钱锺书的研究，应该还是很有发展的。首先是钱先生的研究材料基本上具备了，特别是手稿集《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出齐，给了我们很多的研究资料，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钱锺书选唐诗》，也是一部很珍贵的材料，可以了解钱先生对唐诗的一些看法，他的选目是很有个性的。另外，对于钱锺书生平事迹、一些基本史实，讲得也比较清楚了，有一些新的发现，对我都很有启发。不过呢，在我看来这样也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在生平事迹上再花太多研究力量去挖掘，多挖掘的学术意义也不大。这话可能搞资料的人会有不同意见，但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当务之急还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要跟上。当前，钱锺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还是他的手稿集，现在手稿集基本上没有人全面地、系统地去挖掘其学术价值，学术界对手稿集意义的认识还不够。我以前也讲过，钱先生的这批手稿集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像《盛宣怀档案》当然篇幅巨大，但它是档案，而且许多都不是他自己写的。现在留下笔记比较多的是顾颉刚，据说有两百多册笔记，但是我估算篇幅上仍然赶不上钱先生的笔记。钱锺书手稿集，影印出来后包括《容安馆札记》三卷、《中文笔记》二十卷（七十九个笔记本）、《外文笔记》四十八卷（二百一十一个笔记本），不但篇幅很大，而且内涵丰富，真可谓是学术的海洋。从手稿里面，我们就能体会到一个学者如何全心全意、专心致志地沉浸在资料的海洋里，如何把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融合打通，可以说已经到了痴绝的程度。手稿集的世界，就是真正的钱锺书自己的世界。他平时是经常拿着这些笔记去复习的，他的学问都在笔记里面。这个笔记的世界，就是他现实世界以外的个人世界。虽然呈现的形式看似是碎片化的、零散的，没有系统，没有大的概括、大的判断，但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在里面了。我原来提出三个结构，一个是体系，就是明体系，比如黑格尔这些哲学家的体系，这是明显给出的体系；一个是潜体系，潜藏在著作中的思想体系。还有一个，就是这两个体系如果一时都没找到的话，我们读者还有一个阅读的体系。很多人对《钱锺书论学文选》（全六册，舒展编，花城出版社出版）不是很重视，后来我接触一些材料知道，《论学文选》的编目，钱先生是花了很大力气去指导舒展编的。原来我看这部《论学文选》，很多都跟现实有联系，不免心存疑虑，后来才知道这是钱先生同意的、认可的一个编目，读者可以利用这个目录进入他的学术世界，这个很多人还不太重视。我想，阅读的结构也是了解钱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途径，钱锺书的研究也可以尝试从这条路走。

您在11月21日召开的钱先生纪念座谈会上，也就是您这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谈到了三个遗憾，其中一个就是遗憾未能完成一部《钱锺书学术评传》。这部书您原本打算的写作结构，是不是也与这里提到的阅读体系相关联？ 王水照：钱先生的传记已经很多了，我觉得对钱先生这样的学者，应该有一部学术评传。当时我的想法，就是以钱先生的主要著作为纲，一部一部地写下去，比如先是清华时期他的学术发轫期，再到《谈艺录》，到《宋诗选注》，到《宋诗纪事补订》，到《管锥编》。可惜的是，我只写了第一章就没写下去了。现在连这一章的稿子，也没找到，本来这一章也是打算收入我这本新书中的。内容倒是在几所大学做过讲座的，材料、观点、结构都已经比较完整了，但是都不知道丢到哪个角落里去了，一时找不出来，也就只好作罢。这第一章的标题我就拟作“作为大学生的钱锺书”，就是讲他读书十年的历史，由入清华开始，到他归国，十年的学术成果已经非常可观了。他们这群民国时期杰出的学者，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量发表文章。钱锺书在清华读大学时一共发表了十九篇文章，大多数发表在《清华周刊》《新月》《大公报》这些刊物上面。最近正好季羡林、夏鼐的日记也出版了，他们三个人都在清华读书，前后相差不久。有人统计，季羡林大学期间在这些刊物发表了二十七篇文章，比钱先生还要多，夏鼐也有十五篇。当然，他们这些文章也显现出一个不同，季羡林、夏鼐的文章许多都是翻译文章，而钱先生大部分是书评。比如他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评《一种哲学的纲要》等等，有些西洋著作是刚刚出版不久的。也有一些考证文章，比如《小说琐征》，也是读大学时在《清华周刊》发表的。清华时期，钱先生的学问已经显示出两个结合：一个是家学或者说乡邦之学（常州学派）与清华新式大学的学术相结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学术源头。另一个，从学术门类来说，主要是将文学跟哲学、心理学以及其它学术的结合。钱先生在大学时已经显示出这个格局了，我在这一章里就想讨论、研究这个格局后来是怎么发展演化的。此外，清华时期的钱先生还表现出两种精神，一是发愤著书的精神，当时他计划写两部书，一部是《中国文学小史》，现在还留下单篇《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部是《周易钱氏学》，他关于“道可道，非常道”有条批语，大意是“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我的《周易钱氏学》”。现在《中国文学小史》我们知道他确实动笔写了，《周易钱氏学》究竟有没有动笔写还没有资料证实，但是这至少显示出他非常旺盛的著书精神和强烈的意愿，他要写书的。另一个精神，就是向他人特别是向权威挑战的精神，比如他向周作人挑战，向父亲挑战，向好朋友挑战，批评性的文章比较多。作为钱先生学术的发轫期，清华时期这些特点对于了解后来钱先生的学术发展是有参考价值的。他许多学术观点在清华时期其实已经定型了，其基本观念后来没怎么变，比如对文学的定义，那就是《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里说的“五色无定，随人见性”，又比如对历史的看法，在清华时期也已经比较稳定了。如果我们能够理清楚，哪些是变了的，哪些是一直没有变的，清理出钱先生的学术发展脉络，再从“照着说”到“接着说”，那就能有力推动我们的研究。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一步步写下去，比方你有文章论《谈艺录》，是从“宋调”一脉的艺术展开论着眼的，郑朝宗先生编过讨论《管锥编》的论文集，等等。这样写一部学术评传，我觉得是能够呈现不一样的钱先生的学术世界的。

这样的思路确实不同于现在绝大多数的钱锺书传，学术含量很高。另外，您还跟我提过钱锺书研究中的一些“未解之谜”，是不是也是您曾经打算专门写文章的？ 王水照：所谓的“未解之谜”，是社会上一些人的说法，其实有些“谜”我就能解。比如说《宋诗选注》初版于1958年，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革”结束后再版，有人疑惑，钱锺书为什么没有删除这段，当时政治空气已经变化了，为什么不删？非但不删，反而还加了一段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965年，1977年才发表出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难解释，就是钱先生认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观点，他觉得毛主席对文学源和流的剖析是正确的，甚至认为那是“常识”，当然就用不着删。加入《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那段内容，就更是如此了。这封信主要是谈“形象思维”问题，你得了解一个背景，“形象思维”在“文革”前是作为“反动大毒草”被拿来批判的。1966年，《红旗》杂志发表了郑季翘的文章《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这位郑季翘当过东北一个省的宣传部副部长，文章就是把“形象思维”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否定的。“文革”中搞批斗，那时候经常会挂个牌子“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某某”，当时李泽厚是“形象思维”论的肯定者，但他年纪还很轻，“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好像还不够资格挂，就给他扣上“反动的形象思维论的鼓吹者”这么一个帽子。“文革”结束后，周扬他们就想搞清楚这个“形象思维”在科学上到底成立不成立？就委托文学所编了本书《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的资料汇编，这个工作就是钱锺书、杨绛负责的。《人生边上的边上》收了这部分内容，并且注明了这次工作的情况。钱先生对“形象思维”是完全肯定的。毛主席这封信一公布，我们都很欢欣鼓舞啊，当时文学所的同事感觉都很好，毛主席这么一说，这个问题不就有定论了嘛！因为文学所大部分人还是主张文学要有形象思维的。这样回头看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里面特意加上这一段，就很容易理解了，他就是认同这个观点。

原来有这么一个背景，这样来看确实就很容易理解钱先生为什么要引毛主席的那封信了。关于《宋诗选注》里面还有不少谜，像您的书里面又再次提到了不选《正气歌》的问题。另外，大家对《宋诗选注》的选目，好像也总是不太满意，虽然钱先生在《模糊的铜镜》里已经解释过了。 王水照：《宋诗选注》选目的问题，因为这部书编成出版时，我还没有到所里工作，所以具体的经过我不是特别清楚。据我了解，钱先生是有个最初的选目的，所里开会集体讨论的时候被否掉了。我个人感觉，他现在这个选目可能是听了会上的批评意见后，有点负气，所以题材上国计民生的诗选得多，唐诗风格的选得多，体裁上律诗、绝句选得多，这些都不是特别能反映宋诗的特点。宋诗里古体诗应该算是很有特色、很有成就、很能体现宋诗特点的一种诗体，但钱先生选得少。黄庭坚的诗也选得太少。我估计那次会上的批评意见起了作用，钱先生可能就负气按照你们要求的口径来选。譬如要烧一条鱼，你最好有桂花鱼，我烧出来的味道会比较好。你现在给我弄些低档次的“猫鱼”，那我就做这类鱼，不过我照样能够烧出好味道来。这当然就靠他的评注了。这是我的一个猜想，没有把握。总之，我个人觉得钱先生是有点负气的，这个选目并不能真实反映钱先生的主张。所以，也就不能够以《宋诗选注》的选目与其他的选本比较，进而得出钱先生持有什么样宋诗观念的结论。如果真要从选目来看钱先生的宋诗观念的话，那得去看手稿集，他在手稿集里是一家一家摘抄过去的，你可以看看他究竟抄了哪些诗，这个就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了。当然，他摘录诗句，也有各种不同的目的，有的不一定是那首诗艺术水平多么高，而更可能是他觉得里面有些问题可以讨论，引起了他的兴趣。

《宋诗选注》的选目问题，如果要说是个“谜”的话，那还真是“不解之谜”了，因为我们确实无法真正确定哪些是钱先生自己特别想选的，哪些是受到外部影响要选的，即使和手稿集去做详细比较，也很难得出结论，这首他一定选，那首他一定不会选。另外，我们整理辑录《容安馆札记》论宋诗资料时发现，它的体例就是先总评，后摘抄分评，但在手稿集中，我们还没发现他对苏轼诗歌概括式的总评，这一点也很特别，也可以说是一个谜。 王水照：确实。《容安馆札记》里面没有，《中文笔记》我粗粗翻了一下也没找到。现在我们了解钱先生对苏轼诗的看法就是《宋诗选注》的小传。这个情况，好像总显得不寻常，与苏轼地位不相称，苏轼无论如何是宋诗里面的第一大家，为什么《容安馆札记》里没有？这样的“谜”我还可以提几个出来，比如黄庭坚，《宋诗选注》为什么选得那么少？《谈艺录》《容安馆札记》里是比较多的。我是听说，也不太确定，钱先生晚年卧病在床的时候，背诗就是背黄庭坚的诗，他对黄诗肯定是非常熟悉的。黄宝华做的《黄庭坚选集》让他题签，他就答应了。这是不太容易的，黄宝华只不过是考过钱先生的研究生，并没有考取，而钱先生愿意给他这部书题签，也许就是因为他对黄庭坚有一种偏爱。又比如关于用典的问题。钱先生在文章里、书里对用典的艺术手法批评得很厉害，但是为什么自己写诗照样那么喜欢用典，而且实际上在鉴赏分析作品的时候也很欣赏用典。最大的问题是，钱先生究竟对宋诗在整体上评价怎么样？《宋诗选注序》里面，他说：“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那么潜台词到底是不如唐诗，还是可以和唐诗并肩？他没提。随后是一个比喻，“小数点后多除几位”，这个比喻，他在给我的信里面也用过，那是为了说明新材料有时用处不大，虽然多了但并不对整体起作用，这显然是从负面的意义上用的。而在《宋诗选注序》中，他用这个比喻是肯定宋诗取得的成就，宋诗有它的创造性。这有点类似钱先生所讲的“喻有二柄”，正面反面都可以说。但是，钱先生的兴趣是宋诗，这在《容安馆札记》里很明显。《容安馆札记》遍论宋诗三百六十多家，占全书的篇幅比例非常大，对宋代诗人一个一个细论过去，有那么大的兴趣。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再研究的。

我们再回头谈谈您这部书吧。这部书里最早的一篇应该是写于1989年的《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最晚的则是您今年新写的《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和两篇附记。先生以八十六岁高龄而在短短几个月中写出两篇万字长文，真是让我们后辈既佩服又惭愧。虽然书中许多文章都是我录入电脑的，编目分辑我也都参与了，但是当我拿到书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很多新东西，特别是附录的钱先生、杨绛先生给您的信，里面提供不少新的信息。 王水照：我这部书总结起来也就是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在新书发布会的致辞中我也已经谈过不少了，这里就不谈了。我想重申一下的是留下的三个遗憾：一是我和同学们合作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但未成书；二是《钱锺书学术评传》未能撰成；三是奉命整理《容安馆札记》因故中停。所以我说，“钱学”的发扬光大，寄希望于新生代，希望他们能够找准方向，加强对《手稿集》的整理研究。

最后，我想问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书里附的杨先生的信特别提到一句“烧饭人还记得我吗？”这个“烧饭人”是指谁？ 王水照：哈哈。“烧饭人”在杨先生给我的信里经常被提起，信中总要问问“烧饭人”最近如何。那时我一个人带着儿子在北京，当时他也就四五岁吧，小孩在大院里面玩，杨先生呢是“反动学术权威”，组织上派给她的任务就是抄大院里的大字报。两个人在大院里碰上了，杨先生听到小孩讲上海话，觉得很亲切，两个人就经常一起聊天。问他长大了做什么，小孩就很委屈地说“他们让我做烧饭人”，就这么一件事，杨先生一直记着。

2020-11-29 上海书评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读后感(五)：王水照谈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王水照（章静绘）

王水照先生晚年学术的几个面向中，牵挂最多的是钱锺书学术研究。王先生与钱锺书先生交往密切，对钱先生的学术风格与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深度、广度，多有体味，一直热切地关注着钱锺书研究。近来《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出版，算是先生多年来“钱学”研究的成果集合。书中不但回忆了钱先生的言谈风度，揭秘了不少珍贵文献，更着重研讨了钱先生著作尤其是《钱锺书手稿集》里包蕴的学术命题。“钱学”广博高深，里面藏有不少“未解之谜”，先生这本书正可指引我们探秘宝藏。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著中华书局2020年11月出版314页，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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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侯体健 王先生，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们都知道您的《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就是为此而出。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读到了不少您关于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的精辟论述，今天的访谈，我仍然想从钱先生其人开始。您能不能再谈一谈这么多年来，您对钱先生的认识？ 王水照：我和钱锺书先生交往近四十年，钱先生当然有多重身份，但是我认为钱先生首先是一位博古通今、融汇中西的大学者。除了学者身份以外，他还是小说家、诗人等等，但我想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学者。评定一个学者，我们主要就是看他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对于当代、后世有些什么影响力，将来在学术史上是什么地位、有什么特点、对后世学术的发展有什么贡献，我想主要应该着重于这个角度。在民国的学术宗师里，钱先生又是卓尔不群、个性鲜明的一位。他在给我们贡献了丰富、精深的学术成果的同时，又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因为他的性格特点非常丰富，活泼，有魅力，所以各种轶事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研究他，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学问，学问的见地，学问的内涵。

钱锺书（1910.11.21-1998.12.19）

先说钱先生其人。有人评价钱先生是个明白人、干净人、城府极深的人，前两点我很认同，但最后一点，我要替他改一改。钱先生是一个明白人，他是个书生，但是他洞悉世事，有人文关怀，也有终极关怀，对人生的意义有很深刻的思考，对现实的问题有个人的见解；虽然他有时穿鞋子分不出左右，写阿拉伯数字写得不好，但是他对于人情世故是非常了解、非常明白的。他又是一个干净人，在敌伪上海“孤岛”时期、蒋介石政权统治时期，他还是干干净净的，虽然他的朋友圈中有一些人陷入纠葛，但钱先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污点。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他也从不揭发他人，更不糟践自己、违心地“批判”自己，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第三点，我要改一下，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笔带风霜、口含斧钺的人。他许多时候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尤其是他觉得这样说很能显示中文奥妙时，更是忍不住要说。由于这个特点，也就很容易得罪人，使得有些人对钱先生的性格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对钱先生性格中尖刻的一面，还是要做多面的了解，不能简单地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刻薄。举个例子，比如说钱先生给黄裳有副对联，叫“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这件事情，是1950年春，黄裳作为记者去北京采访，然后与钱先生见了面，说到他在琉璃厂购得一册旧钞《痴婆子》，回到上海以后，钱先生给黄裳写了一封信，信里就告诉黄裳他得到这么一联，并且说：“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余地。”这里《痴婆子》就是一本情色小说，而“甜姐儿”是指当时著名的女明星黄宗英，把“痴婆子”跟“甜姐儿”对仗，非常工稳，黄裳自己也说“此联实在是妙手天成，不愧佳制”。而从内容上来说，这联在外人看来不免有打趣黄裳的意思。有一次，我跟杨绛先生谈起这个事情，杨先生说当时得到这一联的时候她劝了钱先生，劝他不要告诉黄裳，让人家说出去不好，钱先生回答说“他敢”。你看，钱先生就是觉得这副对联很巧妙，所以也不顾会引起别人什么看法，他就寄给黄裳了。哲学上有句话，大意是“不是我掌握真理，而是真理掌握我”。我也可以说不是钱锺书掌握文字之妙，是中国语文的妙处掌握了钱锺书。他想到了这副对子以后，就要让人知道，觉得好玩，很巧妙，而且当时的环境、深交的朋友也允许他这样玩，他就忍不住要告诉黄裳。黄裳居然把它公布了，也不以为冒犯，这就是文人之间的雅谑，所以就有了这个故事。这种故事对于了解钱锺书是不能少的，因为钱先生的好多学术，也是把这种幽默、讽谑、打趣融合在一起，当然是有意义的。钱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如果研究钱锺书，大家都把兴趣集中到这些逸闻趣事上来，那么我觉得就走偏了，钱锺书研究的主要方向应该还是他的学术。因为他的个性毕竟是过去式了，钱先生走了，这样的个性也就被带走了，只是留下这些故事。但是他的学术、他的小说、他的诗歌还要流传，还在发挥作用，产生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钱锺书致黄裳信，载黄裳：《故人书简》，海豚出版社，2013年，199页。

钱先生的学术真是海涵地负，博无涯涘，不说七十多册的《钱锺书手稿集》，就是《谈艺录》《管锥编》我们读起来也还是很有难度。您曾经组织队伍辑录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付出了异常艰辛的劳动，现在虽然网上也公布了网友整理的本子，但是学术界对此仍然没有充分利用，其实是比较可惜的。

《谈艺录》补订本，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84年9月出版，622页，3.25元

《管锥编》第一册，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年8月出版，400页，1.45元

王水照：是这样。我觉得对钱先生的了解，要读懂，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这里面涉及经典化的问题，经典都是不断地被发现、再发现、被阐释、被解读的过程。2010年，在北京召开了钱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到今年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以来钱锺书的研究，应该还是很有发展的。首先是钱先生的研究材料基本上具备了，特别是手稿集《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出齐，给了我们很多的研究资料，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钱锺书选唐诗》，也是一部很珍贵的材料，可以了解钱先生对唐诗的一些看法，他的选目是很有个性的。另外，对于钱锺书生平事迹、一些基本史实，讲得也比较清楚了，有一些新的发现，对我都很有启发。不过呢，在我看来这样也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在生平事迹上再花太多研究力量去挖掘，多挖掘的学术意义也不大。这话可能搞资料的人会有不同意见，但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当务之急还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要跟上。当前，钱锺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还是他的手稿集，现在手稿集基本上没有人全面地、系统地去挖掘其学术价值，学术界对手稿集意义的认识还不够。我以前也讲过，钱先生的这批手稿集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像《盛宣怀档案》当然篇幅巨大，但它是档案，而且许多都不是他自己写的。现在留下笔记比较多的是顾颉刚，据说有两百多册笔记，但是我估算篇幅上仍然赶不上钱先生的笔记。钱锺书手稿集，影印出来后包括《容安馆札记》三卷、《中文笔记》二十卷（七十九个笔记本）、《外文笔记》四十八卷（二百一十一个笔记本），不但篇幅很大，而且内涵丰富，真可谓是学术的海洋。从手稿里面，我们就能体会到一个学者如何全心全意、专心致志地沉浸在资料的海洋里，如何把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融合打通，可以说已经到了痴绝的程度。手稿集的世界，就是真正的钱锺书自己的世界。他平时是经常拿着这些笔记去复习的，他的学问都在笔记里面。这个笔记的世界，就是他现实世界以外的个人世界。虽然呈现的形式看似是碎片化的、零散的，没有系统，没有大的概括、大的判断，但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在里面了。我原来提出三个结构，一个是体系，就是明体系，比如黑格尔这些哲学家的体系，这是明显给出的体系；一个是潜体系，潜藏在著作中的思想体系。还有一个，就是这两个体系如果一时都没找到的话，我们读者还有一个阅读的体系。很多人对《钱锺书论学文选》（全六册，舒展编，花城出版社出版）不是很重视，后来我接触一些材料知道，《论学文选》的编目，钱先生是花了很大力气去指导舒展编的。原来我看这部《论学文选》，很多都跟现实有联系，不免心存疑虑，后来才知道这是钱先生同意的、认可的一个编目，读者可以利用这个目录进入他的学术世界，这个很多人还不太重视。我想，阅读的结构也是了解钱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途径，钱锺书的研究也可以尝试从这条路走。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商务印书馆，2003年7月出版，2570页，388.00元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商务印书馆，2011年8月出版，11896页，9000.00元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14年5月出版，2008页，1350.00元

《钱锺书论学文选》第一卷，舒展选编，花城出版社 , 1990年1月出版，296页，6.90元

《钱锺书选唐诗》，钱锺书选，杨绛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即出

您在11月21日召开的钱先生纪念座谈会上，也就是您这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谈到了三个遗憾，其中一个就是遗憾未能完成一部《钱锺书学术评传》。这部书您原本打算的写作结构，是不是也与这里提到的阅读体系相关联？ 王水照：钱先生的传记已经很多了，我觉得对钱先生这样的学者，应该有一部学术评传。当时我的想法，就是以钱先生的主要著作为纲，一部一部地写下去，比如先是清华时期他的学术发轫期，再到《谈艺录》，到《宋诗选注》，到《宋诗纪事补订》，到《管锥编》。可惜的是，我只写了第一章就没写下去了。现在连这一章的稿子，也没找到，本来这一章也是打算收入我这本新书中的。内容倒是在几所大学做过讲座的，材料、观点、结构都已经比较完整了，但是都不知道丢到哪个角落里去了，一时找不出来，也就只好作罢。这第一章的标题我就拟作“作为大学生的钱锺书”，就是讲他读书十年的历史，由入清华开始，到他归国，十年的学术成果已经非常可观了。他们这群民国时期杰出的学者，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量发表文章。钱锺书在清华读大学时一共发表了十九篇文章，大多数发表在《清华周刊》《新月》《大公报》这些刊物上面。最近正好季羡林、夏鼐的日记也出版了，他们三个人都在清华读书，前后相差不久。有人统计，季羡林大学期间在这些刊物发表了二十七篇文章，比钱先生还要多，夏鼐也有十五篇。当然，他们这些文章也显现出一个不同，季羡林、夏鼐的文章许多都是翻译文章，而钱先生大部分是书评。比如他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评《一种哲学的纲要》等等，有些西洋著作是刚刚出版不久的。也有一些考证文章，比如《小说琐征》，也是读大学时在《清华周刊》发表的。清华时期，钱先生的学问已经显示出两个结合：一个是家学或者说乡邦之学（常州学派）与清华新式大学的学术相结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学术源头。另一个，从学术门类来说，主要是将文学跟哲学、心理学以及其它学术的结合。钱先生在大学时已经显示出这个格局了，我在这一章里就想讨论、研究这个格局后来是怎么发展演化的。此外，清华时期的钱先生还表现出两种精神，一是发愤著书的精神，当时他计划写两部书，一部是《中国文学小史》，现在还留下单篇《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部是《周易钱氏学》，他关于“道可道，非常道”有条批语，大意是“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我的《周易钱氏学》”。现在《中国文学小史》我们知道他确实动笔写了，《周易钱氏学》究竟有没有动笔写还没有资料证实，但是这至少显示出他非常旺盛的著书精神和强烈的意愿，他要写书的。另一个精神，就是向他人特别是向权威挑战的精神，比如他向周作人挑战，向父亲挑战，向好朋友挑战，批评性的文章比较多。作为钱先生学术的发轫期，清华时期这些特点对于了解后来钱先生的学术发展是有参考价值的。他许多学术观点在清华时期其实已经定型了，其基本观念后来没怎么变，比如对文学的定义，那就是《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里说的“五色无定，随人见性”，又比如对历史的看法，在清华时期也已经比较稳定了。如果我们能够理清楚，哪些是变了的，哪些是一直没有变的，清理出钱先生的学术发展脉络，再从“照着说”到“接着说”，那就能有力推动我们的研究。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一步步写下去，比方你有文章论《谈艺录》，是从“宋调”一脉的艺术展开论着眼的，郑朝宗先生编过讨论《管锥编》的论文集，等等。这样写一部学术评传，我觉得是能够呈现不一样的钱先生的学术世界的。

王水照在“纪念钱锺书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

这样的思路确实不同于现在绝大多数的钱锺书传，学术含量很高。另外，您还跟我提过钱锺书研究中的一些“未解之谜”，是不是也是您曾经打算专门写文章的？ 王水照：所谓的“未解之谜”，是社会上一些人的说法，其实有些“谜”我就能解。比如说《宋诗选注》初版于1958年，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革”结束后再版，有人疑惑，钱锺书为什么没有删除这段，当时政治空气已经变化了，为什么不删？非但不删，反而还加了一段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965年，1977年才发表出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难解释，就是钱先生认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观点，他觉得毛主席对文学源和流的剖析是正确的，甚至认为那是“常识”，当然就用不着删。加入《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那段内容，就更是如此了。这封信主要是谈“形象思维”问题，你得了解一个背景，“形象思维”在“文革”前是作为“反动大毒草”被拿来批判的。1966年，《红旗》杂志发表了郑季翘的文章《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这位郑季翘当过东北一个省的宣传部副部长，文章就是把“形象思维”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否定的。“文革”中搞批斗，那时候经常会挂个牌子“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某某”，当时李泽厚是“形象思维”论的肯定者，但他年纪还很轻，“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好像还不够资格挂，就给他扣上“反动的形象思维论的鼓吹者”这么一个帽子。“文革”结束后，周扬他们就想搞清楚这个“形象思维”在科学上到底成立不成立？就委托文学所编了本书《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的资料汇编，这个工作就是钱锺书、杨绛负责的。《人生边上的边上》收了这部分内容，并且注明了这次工作的情况。钱先生对“形象思维”是完全肯定的。毛主席这封信一公布，我们都很欢欣鼓舞啊，当时文学所的同事感觉都很好，毛主席这么一说，这个问题不就有定论了嘛！因为文学所大部分人还是主张文学要有形象思维的。这样回头看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里面特意加上这一段，就很容易理解了，他就是认同这个观点。

《宋诗选注》，钱锺书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年9月出版，324页，0.92元

《宋诗选注》引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段落

《宋诗选注》引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段落

《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638页，2.00元

《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部分目录

《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钱锺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0月出版，488页，45.00元

原来有这么一个背景，这样来看确实就很容易理解钱先生为什么要引毛主席的那封信了。关于《宋诗选注》里面还有不少谜，像您的书里面又再次提到了不选《正气歌》的问题。另外，大家对《宋诗选注》的选目，好像也总是不太满意，虽然钱先生在《模糊的铜镜》里已经解释过了。 王水照：《宋诗选注》选目的问题，因为这部书编成出版时，我还没有到所里工作，所以具体的经过我不是特别清楚。据我了解，钱先生是有个最初的选目的，所里开会集体讨论的时候被否掉了。我个人感觉，他现在这个选目可能是听了会上的批评意见后，有点负气，所以题材上国计民生的诗选得多，唐诗风格的选得多，体裁上律诗、绝句选得多，这些都不是特别能反映宋诗的特点。宋诗里古体诗应该算是很有特色、很有成就、很能体现宋诗特点的一种诗体，但钱先生选得少。黄庭坚的诗也选得太少。我估计那次会上的批评意见起了作用，钱先生可能就负气按照你们要求的口径来选。譬如要烧一条鱼，你最好有桂花鱼，我烧出来的味道会比较好。你现在给我弄些低档次的“猫鱼”，那我就做这类鱼，不过我照样能够烧出好味道来。这当然就靠他的评注了。这是我的一个猜想，没有把握。总之，我个人觉得钱先生是有点负气的，这个选目并不能真实反映钱先生的主张。所以，也就不能够以《宋诗选注》的选目与其他的选本比较，进而得出钱先生持有什么样宋诗观念的结论。如果真要从选目来看钱先生的宋诗观念的话，那得去看手稿集，他在手稿集里是一家一家摘抄过去的，你可以看看他究竟抄了哪些诗，这个就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了。当然，他摘录诗句，也有各种不同的目的，有的不一定是那首诗艺术水平多么高，而更可能是他觉得里面有些问题可以讨论，引起了他的兴趣。

钱锺书赠王水照《宋诗选注》

《宋诗选注》的选目问题，如果要说是个“谜”的话，那还真是“不解之谜”了，因为我们确实无法真正确定哪些是钱先生自己特别想选的，哪些是受到外部影响要选的，即使和手稿集去做详细比较，也很难得出结论，这首他一定选，那首他一定不会选。另外，我们整理辑录《容安馆札记》论宋诗资料时发现，它的体例就是先总评，后摘抄分评，但在手稿集中，我们还没发现他对苏轼诗歌概括式的总评，这一点也很特别，也可以说是一个谜。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的一页

王水照：确实。《容安馆札记》里面没有，《中文笔记》我粗粗翻了一下也没找到。现在我们了解钱先生对苏轼诗的看法就是《宋诗选注》的小传。这个情况，好像总显得不寻常，与苏轼地位不相称，苏轼无论如何是宋诗里面的第一大家，为什么《容安馆札记》里没有？这样的“谜”我还可以提几个出来，比如黄庭坚，《宋诗选注》为什么选得那么少？《谈艺录》《容安馆札记》里是比较多的。我是听说，也不太确定，钱先生晚年卧病在床的时候，背诗就是背黄庭坚的诗，他对黄诗肯定是非常熟悉的。黄宝华做的《黄庭坚选集》让他题签，他就答应了。这是不太容易的，黄宝华只不过是考过钱先生的研究生，并没有考取，而钱先生愿意给他这部书题签，也许就是因为他对黄庭坚有一种偏爱。又比如关于用典的问题。钱先生在文章里、书里对用典的艺术手法批评得很厉害，但是为什么自己写诗照样那么喜欢用典，而且实际上在鉴赏分析作品的时候也很欣赏用典。最大的问题是，钱先生究竟对宋诗在整体上评价怎么样？《宋诗选注序》里面，他说：“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那么潜台词到底是不如唐诗，还是可以和唐诗并肩？他没提。随后是一个比喻，“小数点后多除几位”，这个比喻，他在给我的信里面也用过，那是为了说明新材料有时用处不大，虽然多了但并不对整体起作用，这显然是从负面的意义上用的。而在《宋诗选注序》中，他用这个比喻是肯定宋诗取得的成就，宋诗有它的创造性。这有点类似钱先生所讲的“喻有二柄”，正面反面都可以说。但是，钱先生的兴趣是宋诗，这在《容安馆札记》里很明显。《容安馆札记》遍论宋诗三百六十多家，占全书的篇幅比例非常大，对宋代诗人一个一个细论过去，有那么大的兴趣。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再研究的。

钱锺书题签“黄庭坚选集”

我们再回头谈谈您这部书吧。这部书里最早的一篇应该是写于1989年的《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最晚的则是您今年新写的《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和两篇附记。先生以八十六岁高龄而在短短几个月中写出两篇万字长文，真是让我们后辈既佩服又惭愧。虽然书中许多文章都是我录入电脑的，编目分辑我也都参与了，但是当我拿到书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很多新东西，特别是附录的钱先生、杨绛先生给您的信，里面提供不少新的信息。 王水照：我这部书总结起来也就是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在新书发布会的致辞中我也已经谈过不少了，这里就不谈了。我想重申一下的是留下的三个遗憾：一是我和同学们合作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但未成书；二是《钱锺书学术评传》未能撰成；三是奉命整理《容安馆札记》因故中停。所以我说，“钱学”的发扬光大，寄希望于新生代，希望他们能够找准方向，加强对《手稿集》的整理研究。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所载钱锺书的审稿意见

最后，我想问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书里附的杨先生的信特别提到一句“烧饭人还记得我吗？”这个“烧饭人”是指谁？

杨绛与王水照，摄于2006年4月。

王水照：哈哈。“烧饭人”在杨先生给我的信里经常被提起，信中总要问问“烧饭人”最近如何。那时我一个人带着儿子在北京，当时他也就四五岁吧，小孩在大院里面玩，杨先生呢是“反动学术权威”，组织上派给她的任务就是抄大院里的大字报。两个人在大院里碰上了，杨先生听到小孩讲上海话，觉得很亲切，两个人就经常一起聊天。问他长大了做什么，小孩就很委屈地说“他们让我做烧饭人”，就这么一件事，杨先生一直记着。

本文作者的文集给他/她留言我也要发表文章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是一本由王水照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3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读后感(一)：学术天空与人生大地——读《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仰望星空与脚踏大地，已成了保持理想与扎根现实的代名词。

天空高高在上，白天太阳，夜晚星光，需得仰视才见。大地就在脚下，地势坤，土里土气，滋长万物，厚德载物。钱锺书级别的大学者，其学术造诣如天上日月，人皆仰之，他们的人生际遇，往往为学术光芒所掩，植根大地，不为人知。《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把学术置于人生的角度去观照和解读，捕捉钱锺书学术成就背后的烟火气息，描摹出一个鲜活生动的学者形象。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写到的人生况味，概而言之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与钱先生学术研究相关的人生经历和操守，二是钱先生日常的生活细节，前者见风骨，后者有温度，且分别言之。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读后感(二)：一点小感想（不是书评）

一位学者眼中的学者，师者眼中的师者。这本书可以作为一本钱学的入门读物，深入浅出，将钱先生的学术精神、独特性、可贵处都显示了出来，而且是有根有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觉得，钱先生的学术人生是如此地鲜活生动。对于钱先生的学术思想、系统，以及钱著的学术史意义和价值都作了宏观的梳理和概括。 当然，也许因为王先生治宋代文学之故，对很多具体学术问题的讨论也多集中在宋代。但正如最后访谈中提到的，钱先生除了宋金元诗之外，对明清诗文也相当瞩目，有五百多页的札记，钱基博先生也说儿子“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明清诗文研究一直处于学界边缘的情况下，钱钟书无疑是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他在很多清人诗歌方面的挖掘和发现无异于对宋代王令的推举。所以，本书没有涉及钱先生对明清文学的相关研究，作为“钱钟书的学术人生”是稍微有点缺憾的。

转录一段很喜欢的内容——

钱先生致友人信:P.196

我不提出“体系”,因为我认为“体系”的构成未必由于认识真理的周全，而往往出于追求势力或影响的欲望的强烈。标榜了“体系”,就可以成立宗派，为懒于独立思考的人提供了依门傍户的方便。……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吐温说：“耶稣基督如活在今天，他肯定不是基督教徒。”都包含这个道理。

另，P.61上，引文标点有误。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读后感(三)：郭时羽 ▏最资深“钱迷”眼中的“钱锺书”

今年11月21日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中华书局推出著名学者王水照教授新著《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表达最真切的敬意与纪念。

王水照教授曾于中国社科院跟随钱锺书先生治学与工作多年，二人虽无师生之名，而有师生之实，始终保持密切的来往。王水照对钱锺书的学术、生活有深入的了解，他在宋代文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果，亦曾受钱锺书启发。王水照认为,钱锺书手稿中尚有大量相关研究未及整理发表，实为学界之憾。而关于钱氏曾被诬告的经历、学术究竟有无体系、钱锺书与陈寅恪观点碰撞等众说纷纭的问题，亦以亲身见闻，结合自己对学术的理解，给出了答案。

本文是该书责任编辑的编辑手记，讲述了该书的出版经过，及其作为编者的感悟。

困难和收获，都出乎意料

在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当天，一场“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与会的有来自钱先生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代表，有曾与钱锺书先生交往密切的前辈学人，还有对“钱学”研究精湛的中青年学者。但在所有“钱迷”中，最资深的莫过于《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作者王水照先生。他是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秋，王先生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等。

座谈会上，嘉宾之一的董乃斌教授回顾自己在社科院与钱先生、王先生朝夕相处的情景，感慨“水照是我们这代中文学者里最了解、最有资格写钱先生的人”。刘永翔教授亦说：“王水照先生追随钱先生38年之久，有他人无法企及的全面深入了解，本书（指《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的价值也在于此。”

傅杰教授则详叙了自己阅读《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的两点感受。他说：“一是王先生对钱先生太‘知其人’了。我想现在在世研究钱锺书先生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的了解可以深入到王先生的程度，有这么多年非同寻常的师弟之谊。二是平实的态度与精细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王先生做古典文学研究非常精细，平时做事也很精细，钱先生就表扬过他的‘明通之识，缜密之学’，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这本书的高度。”

傅杰教授的总结极为精准。自去年9月商定选题至今年11月见书，一年多来我与王先生频繁往来打磨书稿，对这两点体会尤其强烈。说实话，全书共20万字，通常情况下本不需做这么久，但其间遇到了出乎意料的困难，却也因此而有了出乎意料的收获。且正因这困难与收获，我深刻感受到王水照先生尊师重道的品格与大力弘扬“钱学”的心意，能够见证这种师弟之谊和学术传承，真是一种幸运。

新增两篇万字长文

座谈会上，有学者感慨，拿到书后“原本以为里面很多论文以前都是在期刊网下载读过的，只需看看新文章就好了。结果开卷发现全书结构非常连贯，不由使我整体重读了一遍”。如其所言，本书并非已有文章的简单结集，而是将所有篇目打通，重新编排，不仅统一各方面体例，内容亦有增，有改，有删。删的工作主要由我负责，因单篇文章发表时，须照顾首尾周全，部分内容不得不反复出现，但作为书中的章节，前后有所呼应，便不必重复了。适当的删减既可提升读者的阅读感受，也可节约篇幅，降低成本和定价。而增改的内容都由王水照先生以86岁高龄，克服疾病困扰，一字一句写成。

全书的第一篇文章是《记忆的碎片——缅怀钱锺书先生》，撰于1998年12月23日，钱锺书先生去世后的第四天。此后，王先生又撰写了《钱锺书先生横遭青蝇之玷》《“皮里阳秋”与“诗可以怨”》等文章，梳理钱先生生前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为他遭受的一些误解乃至污蔑辩白，澄清事实；为纪念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他撰写了《钱先生的两篇审稿意见》，回忆钱先生当年对自己的指导与教益，探讨其间透露的学术理念。在《钱锺书手稿集》出版后，他更是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其间，非但在征得杨绛先生同意后即着手整理《容安馆札记》中有关宋代文学的部分，还撰写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等多篇论文，或是通过手稿与正式出版著作相互印证，解答钱先生的宋诗观等困扰学界许久的问题，或是归纳手稿集相关段落，阐发钱先生的学问精髓，更希望由此探索钱先生潜在的学术体系。此次成书，首先自然是将这些文章全部收集起来，并大致分类，归为四辑。

但是王先生对此并不满意，一直希望增补。2019年底到2020年初那段时间，他身体状况欠佳，深受头晕之苦，完全无法动笔，但待身体稍一好转，便又坐在书桌前展开研究与写作。一直到2020年7月，王先生增写了数万字内容。最醒目的是两篇万字长文：《自序：走进“钱学”——兼谈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交集之意义》，1.2万字，除了交代此次成书缘由外，更以强健的笔力和清晰的学术思辨，分析了钱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之间五个学术观点的交集，并从这个角度切入探索钱先生的学术体系，指出“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这样有力的文字一面世，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即如陈引驰教授所言：“这次新写的序言谈钱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学术观念的关系，触及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很了不起！”

另一篇《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1.3万字，是王水照先生近年来反复研读《容安馆札记》的心得，此前未及成文，借这次成书的机缘，他“逼迫”自己写了出来。要知道，王先生不用电脑，这几万字都是他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王先生在自序中说：“这次编集，除了文字的修订外，我新写了此篇《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及两则附记。”这是择要的说法，实际上还有不少散于全书各处的增补。零散的就不提了，这里介绍几篇较长较重要的。

为《〈宋诗选注〉的一段荣辱升沉》增写的附记，补充交代了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先生于1959年4月在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上发表为钱氏“平反”之书评的前因后果，词学大家龙榆生在其中可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增写的附记，进一步分析了钱先生不选《正气歌》的原因，对照大力推崇《宋诗选注》一书的小川环树却对《正气歌》“大选特选”，阐述自己这些年对此事的探究与理解。

《钱先生的两篇审稿意见》一文中，原本只是分段引用了钱先生审稿意见中的话，此次则新增两篇审稿意见全文，附在文后。顺便提一句，对此王先生一直很犹豫，最后在我们再三劝说下，考虑到原文件系工作性质的公函，且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才同意全文公开。其中一份审稿意见因当时用圆珠笔写于薄纸上，年久漫漶，王先生怕我们认不清，特地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第14页所附钱锺书先生1984年12月信函，情况也与此类似。

日本早稻田大学内山精也教授是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1988年，他到复旦大学进修，跟随王水照先生学习宋代文学。此前，他在日本已与若干同道学人一起从事《宋诗选注》翻译工作，到沪后就与王先生做了一次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钱锺书先生看到了这篇《对话》，在信中表示“奖借过量，益增惭悔”，这当然是他一贯的谦辞，但应该确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同意内山精也到他家中拜访，畅谈许久，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即此次收在书中的第219页的照片。此事的前因后果，王先生原在《钱锺书先生的闲谈风度》一文开头有过简单介绍，此文发表时，自需一个冒子，既是引起全文，也是交代前情；但收进书中时，因全书均围绕钱先生，故不再需要这个冒子了。我便建议王先生把这一段移作《对话》一文的附记，王先生采纳了这个建议，但认为直接移过来不够妥帖，遂在吸收原先文字的基础上补写附记，将事情交代得更全面。他的精细缜密，于此亦可见一斑。

一张张拍照传校样

除了新增大量内容外，王水照先生逐字逐句审阅了全新编排过的书稿。本来每次书稿有进展，或是王先生有什么新材料要交代，都是我到学校或他的住处送、取；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各个小区封闭。春节前，我把一校样送到了王先生住处，没想到当王先生看完校样时，我却不能去取了。那怎么办呢？起初试过电话沟通，但因修改得太多，这样要讲很久，还容易听差记错，并不可行。最后采取的办法，是逐页拍下来，再用微信发给我。86岁的王先生，虽然一向与时俱进，也早就有了微信，但说实话用得并不多，毕竟看手机伤眼，所以我一般也尽量把材料打印出来送去，减他负担。但这时实在没有办法，逼得王先生使用微信的频率大幅提升。一校样比成书篇幅少一些，但也有200多页，老先生硬是逐页拍照后发送给我。

王先生那段时间身体仍然虚弱，却还是坚持一页一页看完全部校样：从小标题的修改，到出处的校正，乃至一个字或一个标点，都一丝不苟地批注在稿面。整本校样看完，对我来说仿佛是上了一堂精彩的学术写作课。

其中有一页校样，令我尤感触动。王先生有许多材料留在旧居，他一直想找，但因为疫情无法回去。在校样处理到相关问题时，他批注道：这个材料须回旧居找，然后情不自禁地大叹一句：“快点解除隔离吧！”王先生性情是极温和的，我自读书时认识王先生，20年来似乎从未见他着急慌忙，总是那样淡定，不疾不徐；但看着这行字，我好像见到了王先生苦恼烦闷的样子，他对这本关于钱先生的书稿的重视，在这不经意的字里行间亦展露无遗。

亲身示范“弟子服其劳”

王水照先生自196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社科院（当时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即跟随钱锺书先生治学与工作，一直到1978年他调至复旦大学，18年间始终亲承謦欬；而自1978年至1998年钱先生去世，20年间他们也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书里有一封杨绛先生写给王先生的信件，对他为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写的文章表示肯定，还回忆了当年生活的情景：“我还记得我们那间陋室，你曾为我们缠上一条铅丝。铅丝始终‘直如弦’，整栋七号楼已无迹可寻矣。”当年钱、杨二先生住在一间小宿舍，王水照先生住在兼做仓库的门房，距离非常近。除了在屋内拉一根铅丝用来晾衣服、毛巾，他还为钱先生的台灯换过功率较大的灯泡。因书桌前的窗户朝北，光线不足，灯亮一些，钱先生才好读书，不至于伤眼。

另一封信中，杨绛先生问：“‘烧饭人’还记得我吗？”这个“烧饭人”是谁，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兴趣。答案是：王先生的公子。当时王先生尚年轻，公子更是只有几岁，在社科院里自己玩，遇到了杨绛先生。难得碰到一个说上海话的小朋友，杨先生非常喜欢，就与他聊起来。小朋友叫她“阿姨”，杨先生说：“你应该叫我阿婆。”“为什么？”“你去问你爸爸就知道了。”王先生的回答是：“因为她是我的老师，所以你要叫阿婆呀。”杨先生听到后笑说：“我不是你的老师，钱锺书才是。”这句话被王先生视作一种认可，一直记在心里。当时杨先生还问小朋友你以后要做什么，答曰“要烧饭”，逗得杨先生大笑，后来每与王先生通信，末尾总要问一句“烧饭人”如何了。

这次的书中，最遗憾的是没有一张王水照先生跟钱先生的合影。对此我再三问过王先生，为什么别人都有，您反而没有呢？王先生说：“你不知道，我那个时候见到钱先生，都是毕恭毕敬的，哪敢提什么要求！你看到广宏当年在章先生跟前的样子，就知道我的样子了。”外子陈广宏是章培恒教授弟子，所以王先生这么跟我说，我便完全明白了。另外，在那个时代，照相机是稀罕物，拍照远不如现在这样方便，别说合影，那些年的单人照，王先生都几乎没有。还有一个原因他没有讲，但我想还在于日常天天见面的人，往往想不到特意去拍照；反而是难得见面、特地相约的，才会专门准备相机合影。就像内山教授去拜访钱先生，一方面是当时他在日本比较容易获得相机，一方面是专程拜访，知道机会难得，所以才留下了这次收在书中的珍贵照片。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关于“钱学”的探讨，已经受到许多关注。王水照先生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泰斗，以他的学术功力，去分析、探究钱先生的学术思想，自然与他人不同。对此相信今后会有更多专业学者讨论。而我在这次出书过程中，深切感受到王门弟子对老师的满腔热情。侯体健教授作为王先生的助手，从选题、分辑到搜集文章，均深度参与，后来新增的两篇万字长文，都是王先生手写后，由他输入电脑并校对的；书后附录的“本书所涉与钱锺书先生相关文献”，则是由他的太太刘晓旭整理的初稿。卢康华博士是西泠印社社员，艺术功力深厚，书中所有涉及《钱锺书手稿集》的引文，都由他校对一至二过。钱先生的手稿集是公认的难读，不仅多为草书蝇头小字，而且从天头到地脚密密麻麻，或横或竖，或忽然一根细若游丝的线条指引到旁边插入。我复校引文时，常常半日只能找到一条，眼睛却看到刺痛流泪了。如果没有卢博士的校核，真不知该怎么办。书中钱先生信函和两篇审稿意见的释文，都是卢博士做的，他还取钱先生“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之句，篆刻了“书癖诗情”印章一方，作为钱先生110周年诞辰的纪念。另外，王先生门下还有许多学生参与了书稿校对和纪念会筹办的工作，正如王先生自序最后所云，他们都有“弟子服其劳”的精神。我想，这跟王先生对自己的老师始终敬重、以弘扬老师的学术为己任有关，言传身教，给他自己的学生做了最好的示范。

2020年12月19日发表于《解放日报》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读后感(四)：王水照谈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王水照先生晚年学术的几个面向中，牵挂最多的是钱锺书学术研究。王先生与钱锺书先生交往密切，对钱先生的学术风格与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深度、广度，多有体味，一直热切地关注着钱锺书研究。近来《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出版，算是先生多年来“钱学”研究的成果集合。书中不但回忆了钱先生的言谈风度，揭秘了不少珍贵文献，更着重研讨了钱先生著作尤其是《钱锺书手稿集》里包蕴的学术命题。“钱学”广博高深，里面藏有不少“未解之谜”，先生这本书正可指引我们探秘宝藏。

采访︱侯体健 王先生，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们都知道您的《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就是为此而出。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读到了不少您关于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的精辟论述，今天的访谈，我仍然想从钱先生其人开始。您能不能再谈一谈这么多年来，您对钱先生的认识？ 王水照：我和钱锺书先生交往近四十年，钱先生当然有多重身份，但是我认为钱先生首先是一位博古通今、融汇中西的大学者。除了学者身份以外，他还是小说家、诗人等等，但我想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学者。评定一个学者，我们主要就是看他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对于当代、后世有些什么影响力，将来在学术史上是什么地位、有什么特点、对后世学术的发展有什么贡献，我想主要应该着重于这个角度。在民国的学术宗师里，钱先生又是卓尔不群、个性鲜明的一位。他在给我们贡献了丰富、精深的学术成果的同时，又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因为他的性格特点非常丰富，活泼，有魅力，所以各种轶事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研究他，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学问，学问的见地，学问的内涵。

先说钱先生其人。有人评价钱先生是个明白人、干净人、城府极深的人，前两点我很认同，但最后一点，我要替他改一改。钱先生是一个明白人，他是个书生，但是他洞悉世事，有人文关怀，也有终极关怀，对人生的意义有很深刻的思考，对现实的问题有个人的见解；虽然他有时穿鞋子分不出左右，写阿拉伯数字写得不好，但是他对于人情世故是非常了解、非常明白的。他又是一个干净人，在敌伪上海“孤岛”时期、蒋介石政权统治时期，他还是干干净净的，虽然他的朋友圈中有一些人陷入纠葛，但钱先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污点。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他也从不揭发他人，更不糟践自己、违心地“批判”自己，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第三点，我要改一下，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笔带风霜、口含斧钺的人。他许多时候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尤其是他觉得这样说很能显示中文奥妙时，更是忍不住要说。由于这个特点，也就很容易得罪人，使得有些人对钱先生的性格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对钱先生性格中尖刻的一面，还是要做多面的了解，不能简单地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刻薄。举个例子，比如说钱先生给黄裳有副对联，叫“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这件事情，是1950年春，黄裳作为记者去北京采访，然后与钱先生见了面，说到他在琉璃厂购得一册旧钞《痴婆子》，回到上海以后，钱先生给黄裳写了一封信，信里就告诉黄裳他得到这么一联，并且说：“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余地。”这里《痴婆子》就是一本情色小说，而“甜姐儿”是指当时著名的女明星黄宗英，把“痴婆子”跟“甜姐儿”对仗，非常工稳，黄裳自己也说“此联实在是妙手天成，不愧佳制”。而从内容上来说，这联在外人看来不免有打趣黄裳的意思。有一次，我跟杨绛先生谈起这个事情，杨先生说当时得到这一联的时候她劝了钱先生，劝他不要告诉黄裳，让人家说出去不好，钱先生回答说“他敢”。你看，钱先生就是觉得这副对联很巧妙，所以也不顾会引起别人什么看法，他就寄给黄裳了。哲学上有句话，大意是“不是我掌握真理，而是真理掌握我”。我也可以说不是钱锺书掌握文字之妙，是中国语文的妙处掌握了钱锺书。他想到了这副对子以后，就要让人知道，觉得好玩，很巧妙，而且当时的环境、深交的朋友也允许他这样玩，他就忍不住要告诉黄裳。黄裳居然把它公布了，也不以为冒犯，这就是文人之间的雅谑，所以就有了这个故事。这种故事对于了解钱锺书是不能少的，因为钱先生的好多学术，也是把这种幽默、讽谑、打趣融合在一起，当然是有意义的。钱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如果研究钱锺书，大家都把兴趣集中到这些逸闻趣事上来，那么我觉得就走偏了，钱锺书研究的主要方向应该还是他的学术。因为他的个性毕竟是过去式了，钱先生走了，这样的个性也就被带走了，只是留下这些故事。但是他的学术、他的小说、他的诗歌还要流传，还在发挥作用，产生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钱先生的学术真是海涵地负，博无涯涘，不说七十多册的《钱锺书手稿集》，就是《谈艺录》《管锥编》我们读起来也还是很有难度。您曾经组织队伍辑录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付出了异常艰辛的劳动，现在虽然网上也公布了网友整理的本子，但是学术界对此仍然没有充分利用，其实是比较可惜的。 王水照：是这样。我觉得对钱先生的了解，要读懂，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这里面涉及经典化的问题，经典都是不断地被发现、再发现、被阐释、被解读的过程。2010年，在北京召开了钱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到今年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以来钱锺书的研究，应该还是很有发展的。首先是钱先生的研究材料基本上具备了，特别是手稿集《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出齐，给了我们很多的研究资料，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钱锺书选唐诗》，也是一部很珍贵的材料，可以了解钱先生对唐诗的一些看法，他的选目是很有个性的。另外，对于钱锺书生平事迹、一些基本史实，讲得也比较清楚了，有一些新的发现，对我都很有启发。不过呢，在我看来这样也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在生平事迹上再花太多研究力量去挖掘，多挖掘的学术意义也不大。这话可能搞资料的人会有不同意见，但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当务之急还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要跟上。当前，钱锺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还是他的手稿集，现在手稿集基本上没有人全面地、系统地去挖掘其学术价值，学术界对手稿集意义的认识还不够。我以前也讲过，钱先生的这批手稿集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像《盛宣怀档案》当然篇幅巨大，但它是档案，而且许多都不是他自己写的。现在留下笔记比较多的是顾颉刚，据说有两百多册笔记，但是我估算篇幅上仍然赶不上钱先生的笔记。钱锺书手稿集，影印出来后包括《容安馆札记》三卷、《中文笔记》二十卷（七十九个笔记本）、《外文笔记》四十八卷（二百一十一个笔记本），不但篇幅很大，而且内涵丰富，真可谓是学术的海洋。从手稿里面，我们就能体会到一个学者如何全心全意、专心致志地沉浸在资料的海洋里，如何把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融合打通，可以说已经到了痴绝的程度。手稿集的世界，就是真正的钱锺书自己的世界。他平时是经常拿着这些笔记去复习的，他的学问都在笔记里面。这个笔记的世界，就是他现实世界以外的个人世界。虽然呈现的形式看似是碎片化的、零散的，没有系统，没有大的概括、大的判断，但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在里面了。我原来提出三个结构，一个是体系，就是明体系，比如黑格尔这些哲学家的体系，这是明显给出的体系；一个是潜体系，潜藏在著作中的思想体系。还有一个，就是这两个体系如果一时都没找到的话，我们读者还有一个阅读的体系。很多人对《钱锺书论学文选》（全六册，舒展编，花城出版社出版）不是很重视，后来我接触一些材料知道，《论学文选》的编目，钱先生是花了很大力气去指导舒展编的。原来我看这部《论学文选》，很多都跟现实有联系，不免心存疑虑，后来才知道这是钱先生同意的、认可的一个编目，读者可以利用这个目录进入他的学术世界，这个很多人还不太重视。我想，阅读的结构也是了解钱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途径，钱锺书的研究也可以尝试从这条路走。

您在11月21日召开的钱先生纪念座谈会上，也就是您这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谈到了三个遗憾，其中一个就是遗憾未能完成一部《钱锺书学术评传》。这部书您原本打算的写作结构，是不是也与这里提到的阅读体系相关联？ 王水照：钱先生的传记已经很多了，我觉得对钱先生这样的学者，应该有一部学术评传。当时我的想法，就是以钱先生的主要著作为纲，一部一部地写下去，比如先是清华时期他的学术发轫期，再到《谈艺录》，到《宋诗选注》，到《宋诗纪事补订》，到《管锥编》。可惜的是，我只写了第一章就没写下去了。现在连这一章的稿子，也没找到，本来这一章也是打算收入我这本新书中的。内容倒是在几所大学做过讲座的，材料、观点、结构都已经比较完整了，但是都不知道丢到哪个角落里去了，一时找不出来，也就只好作罢。这第一章的标题我就拟作“作为大学生的钱锺书”，就是讲他读书十年的历史，由入清华开始，到他归国，十年的学术成果已经非常可观了。他们这群民国时期杰出的学者，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量发表文章。钱锺书在清华读大学时一共发表了十九篇文章，大多数发表在《清华周刊》《新月》《大公报》这些刊物上面。最近正好季羡林、夏鼐的日记也出版了，他们三个人都在清华读书，前后相差不久。有人统计，季羡林大学期间在这些刊物发表了二十七篇文章，比钱先生还要多，夏鼐也有十五篇。当然，他们这些文章也显现出一个不同，季羡林、夏鼐的文章许多都是翻译文章，而钱先生大部分是书评。比如他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评《一种哲学的纲要》等等，有些西洋著作是刚刚出版不久的。也有一些考证文章，比如《小说琐征》，也是读大学时在《清华周刊》发表的。清华时期，钱先生的学问已经显示出两个结合：一个是家学或者说乡邦之学（常州学派）与清华新式大学的学术相结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学术源头。另一个，从学术门类来说，主要是将文学跟哲学、心理学以及其它学术的结合。钱先生在大学时已经显示出这个格局了，我在这一章里就想讨论、研究这个格局后来是怎么发展演化的。此外，清华时期的钱先生还表现出两种精神，一是发愤著书的精神，当时他计划写两部书，一部是《中国文学小史》，现在还留下单篇《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部是《周易钱氏学》，他关于“道可道，非常道”有条批语，大意是“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我的《周易钱氏学》”。现在《中国文学小史》我们知道他确实动笔写了，《周易钱氏学》究竟有没有动笔写还没有资料证实，但是这至少显示出他非常旺盛的著书精神和强烈的意愿，他要写书的。另一个精神，就是向他人特别是向权威挑战的精神，比如他向周作人挑战，向父亲挑战，向好朋友挑战，批评性的文章比较多。作为钱先生学术的发轫期，清华时期这些特点对于了解后来钱先生的学术发展是有参考价值的。他许多学术观点在清华时期其实已经定型了，其基本观念后来没怎么变，比如对文学的定义，那就是《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里说的“五色无定，随人见性”，又比如对历史的看法，在清华时期也已经比较稳定了。如果我们能够理清楚，哪些是变了的，哪些是一直没有变的，清理出钱先生的学术发展脉络，再从“照着说”到“接着说”，那就能有力推动我们的研究。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一步步写下去，比方你有文章论《谈艺录》，是从“宋调”一脉的艺术展开论着眼的，郑朝宗先生编过讨论《管锥编》的论文集，等等。这样写一部学术评传，我觉得是能够呈现不一样的钱先生的学术世界的。

这样的思路确实不同于现在绝大多数的钱锺书传，学术含量很高。另外，您还跟我提过钱锺书研究中的一些“未解之谜”，是不是也是您曾经打算专门写文章的？ 王水照：所谓的“未解之谜”，是社会上一些人的说法，其实有些“谜”我就能解。比如说《宋诗选注》初版于1958年，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革”结束后再版，有人疑惑，钱锺书为什么没有删除这段，当时政治空气已经变化了，为什么不删？非但不删，反而还加了一段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965年，1977年才发表出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难解释，就是钱先生认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观点，他觉得毛主席对文学源和流的剖析是正确的，甚至认为那是“常识”，当然就用不着删。加入《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那段内容，就更是如此了。这封信主要是谈“形象思维”问题，你得了解一个背景，“形象思维”在“文革”前是作为“反动大毒草”被拿来批判的。1966年，《红旗》杂志发表了郑季翘的文章《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这位郑季翘当过东北一个省的宣传部副部长，文章就是把“形象思维”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否定的。“文革”中搞批斗，那时候经常会挂个牌子“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某某”，当时李泽厚是“形象思维”论的肯定者，但他年纪还很轻，“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好像还不够资格挂，就给他扣上“反动的形象思维论的鼓吹者”这么一个帽子。“文革”结束后，周扬他们就想搞清楚这个“形象思维”在科学上到底成立不成立？就委托文学所编了本书《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的资料汇编，这个工作就是钱锺书、杨绛负责的。《人生边上的边上》收了这部分内容，并且注明了这次工作的情况。钱先生对“形象思维”是完全肯定的。毛主席这封信一公布，我们都很欢欣鼓舞啊，当时文学所的同事感觉都很好，毛主席这么一说，这个问题不就有定论了嘛！因为文学所大部分人还是主张文学要有形象思维的。这样回头看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里面特意加上这一段，就很容易理解了，他就是认同这个观点。

原来有这么一个背景，这样来看确实就很容易理解钱先生为什么要引毛主席的那封信了。关于《宋诗选注》里面还有不少谜，像您的书里面又再次提到了不选《正气歌》的问题。另外，大家对《宋诗选注》的选目，好像也总是不太满意，虽然钱先生在《模糊的铜镜》里已经解释过了。 王水照：《宋诗选注》选目的问题，因为这部书编成出版时，我还没有到所里工作，所以具体的经过我不是特别清楚。据我了解，钱先生是有个最初的选目的，所里开会集体讨论的时候被否掉了。我个人感觉，他现在这个选目可能是听了会上的批评意见后，有点负气，所以题材上国计民生的诗选得多，唐诗风格的选得多，体裁上律诗、绝句选得多，这些都不是特别能反映宋诗的特点。宋诗里古体诗应该算是很有特色、很有成就、很能体现宋诗特点的一种诗体，但钱先生选得少。黄庭坚的诗也选得太少。我估计那次会上的批评意见起了作用，钱先生可能就负气按照你们要求的口径来选。譬如要烧一条鱼，你最好有桂花鱼，我烧出来的味道会比较好。你现在给我弄些低档次的“猫鱼”，那我就做这类鱼，不过我照样能够烧出好味道来。这当然就靠他的评注了。这是我的一个猜想，没有把握。总之，我个人觉得钱先生是有点负气的，这个选目并不能真实反映钱先生的主张。所以，也就不能够以《宋诗选注》的选目与其他的选本比较，进而得出钱先生持有什么样宋诗观念的结论。如果真要从选目来看钱先生的宋诗观念的话，那得去看手稿集，他在手稿集里是一家一家摘抄过去的，你可以看看他究竟抄了哪些诗，这个就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了。当然，他摘录诗句，也有各种不同的目的，有的不一定是那首诗艺术水平多么高，而更可能是他觉得里面有些问题可以讨论，引起了他的兴趣。

《宋诗选注》的选目问题，如果要说是个“谜”的话，那还真是“不解之谜”了，因为我们确实无法真正确定哪些是钱先生自己特别想选的，哪些是受到外部影响要选的，即使和手稿集去做详细比较，也很难得出结论，这首他一定选，那首他一定不会选。另外，我们整理辑录《容安馆札记》论宋诗资料时发现，它的体例就是先总评，后摘抄分评，但在手稿集中，我们还没发现他对苏轼诗歌概括式的总评，这一点也很特别，也可以说是一个谜。 王水照：确实。《容安馆札记》里面没有，《中文笔记》我粗粗翻了一下也没找到。现在我们了解钱先生对苏轼诗的看法就是《宋诗选注》的小传。这个情况，好像总显得不寻常，与苏轼地位不相称，苏轼无论如何是宋诗里面的第一大家，为什么《容安馆札记》里没有？这样的“谜”我还可以提几个出来，比如黄庭坚，《宋诗选注》为什么选得那么少？《谈艺录》《容安馆札记》里是比较多的。我是听说，也不太确定，钱先生晚年卧病在床的时候，背诗就是背黄庭坚的诗，他对黄诗肯定是非常熟悉的。黄宝华做的《黄庭坚选集》让他题签，他就答应了。这是不太容易的，黄宝华只不过是考过钱先生的研究生，并没有考取，而钱先生愿意给他这部书题签，也许就是因为他对黄庭坚有一种偏爱。又比如关于用典的问题。钱先生在文章里、书里对用典的艺术手法批评得很厉害，但是为什么自己写诗照样那么喜欢用典，而且实际上在鉴赏分析作品的时候也很欣赏用典。最大的问题是，钱先生究竟对宋诗在整体上评价怎么样？《宋诗选注序》里面，他说：“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那么潜台词到底是不如唐诗，还是可以和唐诗并肩？他没提。随后是一个比喻，“小数点后多除几位”，这个比喻，他在给我的信里面也用过，那是为了说明新材料有时用处不大，虽然多了但并不对整体起作用，这显然是从负面的意义上用的。而在《宋诗选注序》中，他用这个比喻是肯定宋诗取得的成就，宋诗有它的创造性。这有点类似钱先生所讲的“喻有二柄”，正面反面都可以说。但是，钱先生的兴趣是宋诗，这在《容安馆札记》里很明显。《容安馆札记》遍论宋诗三百六十多家，占全书的篇幅比例非常大，对宋代诗人一个一个细论过去，有那么大的兴趣。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再研究的。

我们再回头谈谈您这部书吧。这部书里最早的一篇应该是写于1989年的《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最晚的则是您今年新写的《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和两篇附记。先生以八十六岁高龄而在短短几个月中写出两篇万字长文，真是让我们后辈既佩服又惭愧。虽然书中许多文章都是我录入电脑的，编目分辑我也都参与了，但是当我拿到书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很多新东西，特别是附录的钱先生、杨绛先生给您的信，里面提供不少新的信息。 王水照：我这部书总结起来也就是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在新书发布会的致辞中我也已经谈过不少了，这里就不谈了。我想重申一下的是留下的三个遗憾：一是我和同学们合作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但未成书；二是《钱锺书学术评传》未能撰成；三是奉命整理《容安馆札记》因故中停。所以我说，“钱学”的发扬光大，寄希望于新生代，希望他们能够找准方向，加强对《手稿集》的整理研究。

最后，我想问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书里附的杨先生的信特别提到一句“烧饭人还记得我吗？”这个“烧饭人”是指谁？ 王水照：哈哈。“烧饭人”在杨先生给我的信里经常被提起，信中总要问问“烧饭人”最近如何。那时我一个人带着儿子在北京，当时他也就四五岁吧，小孩在大院里面玩，杨先生呢是“反动学术权威”，组织上派给她的任务就是抄大院里的大字报。两个人在大院里碰上了，杨先生听到小孩讲上海话，觉得很亲切，两个人就经常一起聊天。问他长大了做什么，小孩就很委屈地说“他们让我做烧饭人”，就这么一件事，杨先生一直记着。

2020-11-29 上海书评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读后感(五)：王水照谈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王水照（章静绘）

王水照先生晚年学术的几个面向中，牵挂最多的是钱锺书学术研究。王先生与钱锺书先生交往密切，对钱先生的学术风格与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深度、广度，多有体味，一直热切地关注着钱锺书研究。近来《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出版，算是先生多年来“钱学”研究的成果集合。书中不但回忆了钱先生的言谈风度，揭秘了不少珍贵文献，更着重研讨了钱先生著作尤其是《钱锺书手稿集》里包蕴的学术命题。“钱学”广博高深，里面藏有不少“未解之谜”，先生这本书正可指引我们探秘宝藏。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著中华书局2020年11月出版314页，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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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侯体健 王先生，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们都知道您的《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就是为此而出。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读到了不少您关于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的精辟论述，今天的访谈，我仍然想从钱先生其人开始。您能不能再谈一谈这么多年来，您对钱先生的认识？ 王水照：我和钱锺书先生交往近四十年，钱先生当然有多重身份，但是我认为钱先生首先是一位博古通今、融汇中西的大学者。除了学者身份以外，他还是小说家、诗人等等，但我想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学者。评定一个学者，我们主要就是看他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对于当代、后世有些什么影响力，将来在学术史上是什么地位、有什么特点、对后世学术的发展有什么贡献，我想主要应该着重于这个角度。在民国的学术宗师里，钱先生又是卓尔不群、个性鲜明的一位。他在给我们贡献了丰富、精深的学术成果的同时，又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因为他的性格特点非常丰富，活泼，有魅力，所以各种轶事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研究他，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学问，学问的见地，学问的内涵。

钱锺书（1910.11.21-1998.12.19）

先说钱先生其人。有人评价钱先生是个明白人、干净人、城府极深的人，前两点我很认同，但最后一点，我要替他改一改。钱先生是一个明白人，他是个书生，但是他洞悉世事，有人文关怀，也有终极关怀，对人生的意义有很深刻的思考，对现实的问题有个人的见解；虽然他有时穿鞋子分不出左右，写阿拉伯数字写得不好，但是他对于人情世故是非常了解、非常明白的。他又是一个干净人，在敌伪上海“孤岛”时期、蒋介石政权统治时期，他还是干干净净的，虽然他的朋友圈中有一些人陷入纠葛，但钱先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污点。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他也从不揭发他人，更不糟践自己、违心地“批判”自己，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第三点，我要改一下，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笔带风霜、口含斧钺的人。他许多时候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尤其是他觉得这样说很能显示中文奥妙时，更是忍不住要说。由于这个特点，也就很容易得罪人，使得有些人对钱先生的性格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对钱先生性格中尖刻的一面，还是要做多面的了解，不能简单地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刻薄。举个例子，比如说钱先生给黄裳有副对联，叫“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这件事情，是1950年春，黄裳作为记者去北京采访，然后与钱先生见了面，说到他在琉璃厂购得一册旧钞《痴婆子》，回到上海以后，钱先生给黄裳写了一封信，信里就告诉黄裳他得到这么一联，并且说：“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余地。”这里《痴婆子》就是一本情色小说，而“甜姐儿”是指当时著名的女明星黄宗英，把“痴婆子”跟“甜姐儿”对仗，非常工稳，黄裳自己也说“此联实在是妙手天成，不愧佳制”。而从内容上来说，这联在外人看来不免有打趣黄裳的意思。有一次，我跟杨绛先生谈起这个事情，杨先生说当时得到这一联的时候她劝了钱先生，劝他不要告诉黄裳，让人家说出去不好，钱先生回答说“他敢”。你看，钱先生就是觉得这副对联很巧妙，所以也不顾会引起别人什么看法，他就寄给黄裳了。哲学上有句话，大意是“不是我掌握真理，而是真理掌握我”。我也可以说不是钱锺书掌握文字之妙，是中国语文的妙处掌握了钱锺书。他想到了这副对子以后，就要让人知道，觉得好玩，很巧妙，而且当时的环境、深交的朋友也允许他这样玩，他就忍不住要告诉黄裳。黄裳居然把它公布了，也不以为冒犯，这就是文人之间的雅谑，所以就有了这个故事。这种故事对于了解钱锺书是不能少的，因为钱先生的好多学术，也是把这种幽默、讽谑、打趣融合在一起，当然是有意义的。钱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如果研究钱锺书，大家都把兴趣集中到这些逸闻趣事上来，那么我觉得就走偏了，钱锺书研究的主要方向应该还是他的学术。因为他的个性毕竟是过去式了，钱先生走了，这样的个性也就被带走了，只是留下这些故事。但是他的学术、他的小说、他的诗歌还要流传，还在发挥作用，产生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钱锺书致黄裳信，载黄裳：《故人书简》，海豚出版社，2013年，199页。

钱先生的学术真是海涵地负，博无涯涘，不说七十多册的《钱锺书手稿集》，就是《谈艺录》《管锥编》我们读起来也还是很有难度。您曾经组织队伍辑录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付出了异常艰辛的劳动，现在虽然网上也公布了网友整理的本子，但是学术界对此仍然没有充分利用，其实是比较可惜的。

《谈艺录》补订本，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84年9月出版，622页，3.25元

《管锥编》第一册，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年8月出版，400页，1.45元

王水照：是这样。我觉得对钱先生的了解，要读懂，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这里面涉及经典化的问题，经典都是不断地被发现、再发现、被阐释、被解读的过程。2010年，在北京召开了钱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到今年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以来钱锺书的研究，应该还是很有发展的。首先是钱先生的研究材料基本上具备了，特别是手稿集《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出齐，给了我们很多的研究资料，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钱锺书选唐诗》，也是一部很珍贵的材料，可以了解钱先生对唐诗的一些看法，他的选目是很有个性的。另外，对于钱锺书生平事迹、一些基本史实，讲得也比较清楚了，有一些新的发现，对我都很有启发。不过呢，在我看来这样也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在生平事迹上再花太多研究力量去挖掘，多挖掘的学术意义也不大。这话可能搞资料的人会有不同意见，但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当务之急还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要跟上。当前，钱锺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还是他的手稿集，现在手稿集基本上没有人全面地、系统地去挖掘其学术价值，学术界对手稿集意义的认识还不够。我以前也讲过，钱先生的这批手稿集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像《盛宣怀档案》当然篇幅巨大，但它是档案，而且许多都不是他自己写的。现在留下笔记比较多的是顾颉刚，据说有两百多册笔记，但是我估算篇幅上仍然赶不上钱先生的笔记。钱锺书手稿集，影印出来后包括《容安馆札记》三卷、《中文笔记》二十卷（七十九个笔记本）、《外文笔记》四十八卷（二百一十一个笔记本），不但篇幅很大，而且内涵丰富，真可谓是学术的海洋。从手稿里面，我们就能体会到一个学者如何全心全意、专心致志地沉浸在资料的海洋里，如何把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融合打通，可以说已经到了痴绝的程度。手稿集的世界，就是真正的钱锺书自己的世界。他平时是经常拿着这些笔记去复习的，他的学问都在笔记里面。这个笔记的世界，就是他现实世界以外的个人世界。虽然呈现的形式看似是碎片化的、零散的，没有系统，没有大的概括、大的判断，但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在里面了。我原来提出三个结构，一个是体系，就是明体系，比如黑格尔这些哲学家的体系，这是明显给出的体系；一个是潜体系，潜藏在著作中的思想体系。还有一个，就是这两个体系如果一时都没找到的话，我们读者还有一个阅读的体系。很多人对《钱锺书论学文选》（全六册，舒展编，花城出版社出版）不是很重视，后来我接触一些材料知道，《论学文选》的编目，钱先生是花了很大力气去指导舒展编的。原来我看这部《论学文选》，很多都跟现实有联系，不免心存疑虑，后来才知道这是钱先生同意的、认可的一个编目，读者可以利用这个目录进入他的学术世界，这个很多人还不太重视。我想，阅读的结构也是了解钱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途径，钱锺书的研究也可以尝试从这条路走。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商务印书馆，2003年7月出版，2570页，388.00元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商务印书馆，2011年8月出版，11896页，9000.00元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14年5月出版，2008页，1350.00元

《钱锺书论学文选》第一卷，舒展选编，花城出版社 , 1990年1月出版，296页，6.90元

《钱锺书选唐诗》，钱锺书选，杨绛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即出

您在11月21日召开的钱先生纪念座谈会上，也就是您这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谈到了三个遗憾，其中一个就是遗憾未能完成一部《钱锺书学术评传》。这部书您原本打算的写作结构，是不是也与这里提到的阅读体系相关联？ 王水照：钱先生的传记已经很多了，我觉得对钱先生这样的学者，应该有一部学术评传。当时我的想法，就是以钱先生的主要著作为纲，一部一部地写下去，比如先是清华时期他的学术发轫期，再到《谈艺录》，到《宋诗选注》，到《宋诗纪事补订》，到《管锥编》。可惜的是，我只写了第一章就没写下去了。现在连这一章的稿子，也没找到，本来这一章也是打算收入我这本新书中的。内容倒是在几所大学做过讲座的，材料、观点、结构都已经比较完整了，但是都不知道丢到哪个角落里去了，一时找不出来，也就只好作罢。这第一章的标题我就拟作“作为大学生的钱锺书”，就是讲他读书十年的历史，由入清华开始，到他归国，十年的学术成果已经非常可观了。他们这群民国时期杰出的学者，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量发表文章。钱锺书在清华读大学时一共发表了十九篇文章，大多数发表在《清华周刊》《新月》《大公报》这些刊物上面。最近正好季羡林、夏鼐的日记也出版了，他们三个人都在清华读书，前后相差不久。有人统计，季羡林大学期间在这些刊物发表了二十七篇文章，比钱先生还要多，夏鼐也有十五篇。当然，他们这些文章也显现出一个不同，季羡林、夏鼐的文章许多都是翻译文章，而钱先生大部分是书评。比如他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评《一种哲学的纲要》等等，有些西洋著作是刚刚出版不久的。也有一些考证文章，比如《小说琐征》，也是读大学时在《清华周刊》发表的。清华时期，钱先生的学问已经显示出两个结合：一个是家学或者说乡邦之学（常州学派）与清华新式大学的学术相结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学术源头。另一个，从学术门类来说，主要是将文学跟哲学、心理学以及其它学术的结合。钱先生在大学时已经显示出这个格局了，我在这一章里就想讨论、研究这个格局后来是怎么发展演化的。此外，清华时期的钱先生还表现出两种精神，一是发愤著书的精神，当时他计划写两部书，一部是《中国文学小史》，现在还留下单篇《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部是《周易钱氏学》，他关于“道可道，非常道”有条批语，大意是“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我的《周易钱氏学》”。现在《中国文学小史》我们知道他确实动笔写了，《周易钱氏学》究竟有没有动笔写还没有资料证实，但是这至少显示出他非常旺盛的著书精神和强烈的意愿，他要写书的。另一个精神，就是向他人特别是向权威挑战的精神，比如他向周作人挑战，向父亲挑战，向好朋友挑战，批评性的文章比较多。作为钱先生学术的发轫期，清华时期这些特点对于了解后来钱先生的学术发展是有参考价值的。他许多学术观点在清华时期其实已经定型了，其基本观念后来没怎么变，比如对文学的定义，那就是《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里说的“五色无定，随人见性”，又比如对历史的看法，在清华时期也已经比较稳定了。如果我们能够理清楚，哪些是变了的，哪些是一直没有变的，清理出钱先生的学术发展脉络，再从“照着说”到“接着说”，那就能有力推动我们的研究。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一步步写下去，比方你有文章论《谈艺录》，是从“宋调”一脉的艺术展开论着眼的，郑朝宗先生编过讨论《管锥编》的论文集，等等。这样写一部学术评传，我觉得是能够呈现不一样的钱先生的学术世界的。

王水照在“纪念钱锺书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

这样的思路确实不同于现在绝大多数的钱锺书传，学术含量很高。另外，您还跟我提过钱锺书研究中的一些“未解之谜”，是不是也是您曾经打算专门写文章的？ 王水照：所谓的“未解之谜”，是社会上一些人的说法，其实有些“谜”我就能解。比如说《宋诗选注》初版于1958年，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革”结束后再版，有人疑惑，钱锺书为什么没有删除这段，当时政治空气已经变化了，为什么不删？非但不删，反而还加了一段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965年，1977年才发表出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难解释，就是钱先生认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观点，他觉得毛主席对文学源和流的剖析是正确的，甚至认为那是“常识”，当然就用不着删。加入《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那段内容，就更是如此了。这封信主要是谈“形象思维”问题，你得了解一个背景，“形象思维”在“文革”前是作为“反动大毒草”被拿来批判的。1966年，《红旗》杂志发表了郑季翘的文章《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这位郑季翘当过东北一个省的宣传部副部长，文章就是把“形象思维”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否定的。“文革”中搞批斗，那时候经常会挂个牌子“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某某”，当时李泽厚是“形象思维”论的肯定者，但他年纪还很轻，“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好像还不够资格挂，就给他扣上“反动的形象思维论的鼓吹者”这么一个帽子。“文革”结束后，周扬他们就想搞清楚这个“形象思维”在科学上到底成立不成立？就委托文学所编了本书《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的资料汇编，这个工作就是钱锺书、杨绛负责的。《人生边上的边上》收了这部分内容，并且注明了这次工作的情况。钱先生对“形象思维”是完全肯定的。毛主席这封信一公布，我们都很欢欣鼓舞啊，当时文学所的同事感觉都很好，毛主席这么一说，这个问题不就有定论了嘛！因为文学所大部分人还是主张文学要有形象思维的。这样回头看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里面特意加上这一段，就很容易理解了，他就是认同这个观点。

《宋诗选注》，钱锺书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年9月出版，324页，0.92元

《宋诗选注》引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段落

《宋诗选注》引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段落

《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638页，2.00元

《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部分目录

《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钱锺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0月出版，488页，45.00元

原来有这么一个背景，这样来看确实就很容易理解钱先生为什么要引毛主席的那封信了。关于《宋诗选注》里面还有不少谜，像您的书里面又再次提到了不选《正气歌》的问题。另外，大家对《宋诗选注》的选目，好像也总是不太满意，虽然钱先生在《模糊的铜镜》里已经解释过了。 王水照：《宋诗选注》选目的问题，因为这部书编成出版时，我还没有到所里工作，所以具体的经过我不是特别清楚。据我了解，钱先生是有个最初的选目的，所里开会集体讨论的时候被否掉了。我个人感觉，他现在这个选目可能是听了会上的批评意见后，有点负气，所以题材上国计民生的诗选得多，唐诗风格的选得多，体裁上律诗、绝句选得多，这些都不是特别能反映宋诗的特点。宋诗里古体诗应该算是很有特色、很有成就、很能体现宋诗特点的一种诗体，但钱先生选得少。黄庭坚的诗也选得太少。我估计那次会上的批评意见起了作用，钱先生可能就负气按照你们要求的口径来选。譬如要烧一条鱼，你最好有桂花鱼，我烧出来的味道会比较好。你现在给我弄些低档次的“猫鱼”，那我就做这类鱼，不过我照样能够烧出好味道来。这当然就靠他的评注了。这是我的一个猜想，没有把握。总之，我个人觉得钱先生是有点负气的，这个选目并不能真实反映钱先生的主张。所以，也就不能够以《宋诗选注》的选目与其他的选本比较，进而得出钱先生持有什么样宋诗观念的结论。如果真要从选目来看钱先生的宋诗观念的话，那得去看手稿集，他在手稿集里是一家一家摘抄过去的，你可以看看他究竟抄了哪些诗，这个就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了。当然，他摘录诗句，也有各种不同的目的，有的不一定是那首诗艺术水平多么高，而更可能是他觉得里面有些问题可以讨论，引起了他的兴趣。

钱锺书赠王水照《宋诗选注》

《宋诗选注》的选目问题，如果要说是个“谜”的话，那还真是“不解之谜”了，因为我们确实无法真正确定哪些是钱先生自己特别想选的，哪些是受到外部影响要选的，即使和手稿集去做详细比较，也很难得出结论，这首他一定选，那首他一定不会选。另外，我们整理辑录《容安馆札记》论宋诗资料时发现，它的体例就是先总评，后摘抄分评，但在手稿集中，我们还没发现他对苏轼诗歌概括式的总评，这一点也很特别，也可以说是一个谜。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的一页

王水照：确实。《容安馆札记》里面没有，《中文笔记》我粗粗翻了一下也没找到。现在我们了解钱先生对苏轼诗的看法就是《宋诗选注》的小传。这个情况，好像总显得不寻常，与苏轼地位不相称，苏轼无论如何是宋诗里面的第一大家，为什么《容安馆札记》里没有？这样的“谜”我还可以提几个出来，比如黄庭坚，《宋诗选注》为什么选得那么少？《谈艺录》《容安馆札记》里是比较多的。我是听说，也不太确定，钱先生晚年卧病在床的时候，背诗就是背黄庭坚的诗，他对黄诗肯定是非常熟悉的。黄宝华做的《黄庭坚选集》让他题签，他就答应了。这是不太容易的，黄宝华只不过是考过钱先生的研究生，并没有考取，而钱先生愿意给他这部书题签，也许就是因为他对黄庭坚有一种偏爱。又比如关于用典的问题。钱先生在文章里、书里对用典的艺术手法批评得很厉害，但是为什么自己写诗照样那么喜欢用典，而且实际上在鉴赏分析作品的时候也很欣赏用典。最大的问题是，钱先生究竟对宋诗在整体上评价怎么样？《宋诗选注序》里面，他说：“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那么潜台词到底是不如唐诗，还是可以和唐诗并肩？他没提。随后是一个比喻，“小数点后多除几位”，这个比喻，他在给我的信里面也用过，那是为了说明新材料有时用处不大，虽然多了但并不对整体起作用，这显然是从负面的意义上用的。而在《宋诗选注序》中，他用这个比喻是肯定宋诗取得的成就，宋诗有它的创造性。这有点类似钱先生所讲的“喻有二柄”，正面反面都可以说。但是，钱先生的兴趣是宋诗，这在《容安馆札记》里很明显。《容安馆札记》遍论宋诗三百六十多家，占全书的篇幅比例非常大，对宋代诗人一个一个细论过去，有那么大的兴趣。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再研究的。

钱锺书题签“黄庭坚选集”

我们再回头谈谈您这部书吧。这部书里最早的一篇应该是写于1989年的《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最晚的则是您今年新写的《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和两篇附记。先生以八十六岁高龄而在短短几个月中写出两篇万字长文，真是让我们后辈既佩服又惭愧。虽然书中许多文章都是我录入电脑的，编目分辑我也都参与了，但是当我拿到书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很多新东西，特别是附录的钱先生、杨绛先生给您的信，里面提供不少新的信息。 王水照：我这部书总结起来也就是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在新书发布会的致辞中我也已经谈过不少了，这里就不谈了。我想重申一下的是留下的三个遗憾：一是我和同学们合作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但未成书；二是《钱锺书学术评传》未能撰成；三是奉命整理《容安馆札记》因故中停。所以我说，“钱学”的发扬光大，寄希望于新生代，希望他们能够找准方向，加强对《手稿集》的整理研究。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所载钱锺书的审稿意见

最后，我想问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书里附的杨先生的信特别提到一句“烧饭人还记得我吗？”这个“烧饭人”是指谁？

杨绛与王水照，摄于2006年4月。

王水照：哈哈。“烧饭人”在杨先生给我的信里经常被提起，信中总要问问“烧饭人”最近如何。那时我一个人带着儿子在北京，当时他也就四五岁吧，小孩在大院里面玩，杨先生呢是“反动学术权威”，组织上派给她的任务就是抄大院里的大字报。两个人在大院里碰上了，杨先生听到小孩讲上海话，觉得很亲切，两个人就经常一起聊天。问他长大了做什么，小孩就很委屈地说“他们让我做烧饭人”，就这么一件事，杨先生一直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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