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史》是一本由冯友兰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3.80元，页数：27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现代哲学史》精选点评：

冯友兰，北大哲学教授，民国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哲学史家。本书是新编中国哲学史的第七卷，因为内容涉及到本朝，所以被禁止出版，后来独立以现代哲学史为名，在广东出版社单独出版。本书内容是从晚清至民国及今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评述，本书第1章绪论部分是分析全书的理论方法。在此之后，以晚清民国新文化运动，社会论战，毛泽东思想，新儒家。在他看来，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主要是进行改革和革命，在改革和革命的基础之上，产生了不同的学术思想的流派。主要是激进的革命主义和改良和保守思想。晚清的章太炎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派，而康有为则是改良派。民国以后，孙中山是对中国革命理论进行总结革命家，蔡元培则是在思想文化上推动中国革新的教育家。在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和胡适则是相对的保守。而陈独秀李大钊则是激进的革命。毛思想与新儒家是两极。

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

敬佩冯老严谨治学古风

就这么一本书，居然还要改头换面才能出版。与其说是惧怕思想，还不如说是惧怕议论。

海阔天空我自飞。

到了晚年，冯友兰表示不再“奉命而作”，在书中他将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科学的（新民主主义及以前），第二个阶段是空想的（社会主义），第三个阶段是荒谬的（极左思想）”。

章太炎做人做学问都更像是理想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吧

之前读过，20180502开始重读0507读完。自序（共一页）、第七章、第十一章，值得反复阅读。三联2009，广东2019重版，均精装。

学过马哲和了解冯友兰新理学的建议不要再看了，殊无新意。

有种被刷三观的感觉。

《中国现代哲学史》读后感(一)：海阔天空我自飞

中国的士是痛苦的,千百年来都摆脱不了政治的纷扰.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渴盼或者只有当超脱生命的羁绊的那刻方能实现.冯老的这本书,是中国哲学史的最后篇章,也是他超越世俗,超越自我的达成.海阔天空我自飞.

《中国现代哲学史》读后感(二)：【短书评】最后一本哲学史

当年是为了凑单买了这本书。这是冯友兰在生命在生命最后两年写下的著作，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前六本应该是一体的。据说是因为其中对泽东同志的评价，导致这本第七卷迟迟未在大陆出版。不过现在应以解禁了。这本书和大多数现代哲学史一样，对在民国以来重要的社会思潮和重要人物思想进行了评述和分析，从章太炎起，包括胡适、张君劢、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蔡元培等学问家教育家，也包括孙文、毛润之、陈独秀、李大钊等政治领袖。其中对毛的思想，分为新民主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极左思想，估计这是长期未在大陆出版的原因。最后作者还对自己的哲学观念进行评述，这是少见的。他认为“新理学”组我诶一个哲学体系，根本失误在于没有分清楚有和存在的区别。金岳霖说哲学史概念的游戏，其实是有道理的。（2017.06.10 听雨轩）

《中国现代哲学史》读后感(三)：哲学即是大心之旅

中国哲学一直是个杂糅，其中伦理学和政治学过多，本体论、逻辑学等等传统科学内容较少。中国哲学史亦然。

冯友兰的特点很鲜明，即是自身立场不够坚定，也可以说骨气稍差，但充满学习与妥协精神。本书即体现了这一特点。书中杂糅并包，对于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能有如此强记之能深属不易。

书中积极面是对于近代思想写得很全，给后来者（如其弟子李泽厚）继续“接着讲”留下可循之途径。特别是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在冯书内政治内容过多，中国革命、历史分期等等不应属于哲学，但也包括了矛盾论等哲学内容。到了李泽厚的研究对于毛关于动的哲学有深入分析。但冯著缺点在于有些内容不够深刻，例如对于梁漱溟等人的分析。对于某些海外学者及相对于冯更为年轻学者的思想研究不足，例如李泽厚的哲学就没有写入。

本书的精华在于新理学，即金岳霖和冯友兰的哲学。冯对于自己能有客观评价，充分说明哲学与哲学史即是一体。我对新理学缺乏认识，看了冯对金岳霖的分析感到震撼。金完全是参照黑格尔《小逻辑》的体系在中国语境内设计了一套体系，令人叹为观止。而冯本人也有类似想法，但没有金那样完备的逻辑体系。

书最后一部分讲什么是哲学以及为何学哲学价值很高。冯友兰的人生四重境界完全通过是否有哲学思考来体现，对于我等学人有极高的鼓励意义，可以起到佛教果报对于僧众的作用。在此冯引用了张横渠的话：“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不以見聞梏其心。”

书附录中包括了一篇冯的介绍，让我从新认识了冯。一直以来，读过很多中国哲学史的书，因此对冯的思想创新性有所麻木。事实上，许多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和脉络最初是冯提出的，而且首次让世界了解中国哲学。在此意义上，冯无愧于学术大师。

《中国现代哲学史》读后感(四)：冯友兰先生在大陆出版受阻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

上大学的时候从图书馆借到冯友兰先生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可惜学力不足，没看几页，跟初学古典吉他那会对《伟大的独奏》《大霍塔》这样的大曲子只能弹奏其中片段一样，只恨自己水平太低。在冯先生两卷本的哲学史著作出版之前，有谢无量的六卷本一册的《中国哲学史》，不过这本著作并不具备范式的意义[1]，所以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半部）出版以后，一下子就被取而代之，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并不为过。冯友兰的两卷本哲学史分别在1931年和1934年出版以后，又取代了胡适的《大纲》。毕业后从网上搜到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下载后逐页打印，从头至尾通读。因为该书是1949年以英文在美国出版的，后来由学者翻译过来。全书以二十多万字叙述中国哲学史，简明，生动。读后感觉如我弹奏古典吉他小品《泪》一样，全曲能顺利弹完，要表现其神韵还有很大距离。后来从书店买了该书，又做了全书通读，收获良多。简史的写作和出版之前，冯友兰先生已经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贞元六书》（即《新理学》1939年，《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5年，《新知言》1946年），所以这本简史虽简但极精。同学和朋友中有感觉跟传统文化隔膜太深的，每让我推荐书做初步学习了解，我必提到这本简史。《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中有如下评论“如果说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2]“以上两史均有多种译本，已成为各国大学通用之基本教材。”[3]建国以后冯友兰先生的思想受到批判，他在60年代的时候着手过《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1964年印行了第一、第二册，但是很快他就感到不满意，又从头撰写，有了后来的七册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我买到这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编以后，发现其中竟然没有第七册，后来在《我的学术之路 冯友兰自传》一书的一个编者注[4]中知道大陆没出版第七册，并且因为第七册的原因，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松堂全集》第十卷没能出版[5]。通过开学术书店的青岛大学退休历史教授唐老师知道国内出过一个单行本。后来搜索知道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这个版本。

为什么第七册没能在大陆顺利出版，相关当事人一定很清楚，可惜一直没找到相关的资料。以该书的内容来看，影响其出版的应该主要是其中的第七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这一章共八节，分别是：一、新民主主义阶段；二、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三《矛盾论》；四、《实践论》；五、《矛盾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六、《社会主义阶段》；七、极左思想阶段；八空想共产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前边5节的论述中规中矩，问题应该出在后边这三节。冯友兰先生把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6]后三节论述的就是后两个阶段的思想。从他的论述来看，也是很中肯的。到底这种论述犯了什么禁忌，不让在大陆出版，凭空想实在想不出来。另外，也可能是这个版本跟香港、台湾出版的版本内容有较大出入，没有那两个版本对照，也不得而知。

“人们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具体的内容是民主与科学。人们认识到这里，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人不承认科学的重要，但对于什么是民主，还没有一致的认识》”。[7]先生的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1]第4页，《中国思想史》（导论），葛兆光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1版6印

[2]第262页，转引自书中的蔡仲德作的《冯友兰先生评传》；《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1版1印（下同）原文出自《融贯中西，通释古今》，《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第9页

[3] 第262页，蔡仲德作的《冯友兰先生评传》，《中国现代哲学史》

[4]该书377页，原文：编者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至今未能在大陆出版。1992年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此书，易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我的学术之路 冯友兰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0年11月1版1印

[5]该书277页，附录部分《中国现代哲学史》

[6]第168页，《中国现代哲学史》

[7]绪论11页，《中国现代哲学史》

冯友兰先生在大陆出版受阻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续）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以下用该书出版的名字《中国现代哲学史》）没能在大陆顺利出版，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按照我的猜测，问题应该主要出在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上，经过仔细阅读，发现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没有什么过火之处。等到我通读全书，才发现问题不止如此，他否定的是我们现在并不是社会主义，只能是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这个跟他在第六册中他否定太平天国运动，做出了跟前些年中学历史教科书完全不同的评价，在性质上大不一样，所以第六册能顺利出版，第七册却遭受了不同的待遇。

他的这个观点集中体现在第五章，这一章介绍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左翼的两位代表陈独秀和李大钊。他通过对这两位的介绍和评价表达了中国的发展不能直接到社会主义。

在该章的第四节，冯先生选了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篇中的片段，并评价说“陈独秀的这一段话，从表面上看，他似乎认为：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应该由资产阶级独享，无产阶级如果幸运的话，也只能分享一小部分，喝一口资产阶级的残汤剩水。为什么如此呢？陈独秀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于是他就被认为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误解，越来越深，以至被开除党籍，并被加上了许多罪名，至今位得平反。”（《中国现代哲学史》第107——108页）接下来他说“深一点看，陈独秀的这一段话，接触到了两个理论上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继国民革命之后而发展的革命活动，应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个问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否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陈独秀的那一段话，在客观上含蓄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他是说，继国民革命之后而起的革命，应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他所以没有明确地这么说，是因为当时的新文化与运动的理论水平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该书第108页）在这里他首先评价的是陈独秀，借他对陈的评价，他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家认识到东西文化的不同，是由于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这比以前大进了一步；但他们都没有从经济上说明所以有这些不同的物质根源。不但右翼们没有这样的说明，左翼也没有。这说明这些理论家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还有‘一间未达’，还隔了一层纸；如果戳穿了这层纸，那就可见东西文化不同的根本原因是自然经济的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经济的不同。从自然经济的经济转到商品经济的经济，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以继国民革命而起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该书第108页）

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各国在二战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二战后这些国家“是否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呢？苏联的决策人以为不行。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应该实行一种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称为新民主主义。”并肯定说“这就辨证地解决了陈独秀的那段话中出现的矛盾。”（该书109）这种看法太乐观了。

回到中国问题上，接下来这段说：

“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央政权，也自称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在其中，五种经济（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私人资本）并存。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企业都被没收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不但不没收，而且加以扶植，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现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精神。可是，行之不久，一些教条主义者、患‘左’倾幼稚病者、被胜利冲昏头脑者，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代替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认为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那就是社会主义了，就应该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就应该利用共产党所掌握的政权，用政治改变经济；只要共产党有决心，不仅社会主义可以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实现亦非难事。这就是极左思潮了。随着极左思潮发展下去，中国便陷入了十年动乱的浩劫。”（该书109页）他在介绍李大钊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他（李大钊）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为它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经济基础改变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不能改变经济基础。”（该书第114页）他还分析说“李大钊用这些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实现，同时也说明资本集中的必要。封建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经济，都是散漫的自然经济，没有集中起来，所以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李大钊对于‘资本集中论’的申述，也是从实质上为陈独秀的殖民地社会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主张，添了一个根据。”（第117页）他还说“如果两个人能配合起来，陈独秀可能少受人们的误解。”（第116页）

通观《新编》全书，冯先生说他不再奉命而作，而是按照自己的认识来写的，写作完全依照了他认为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五段论。通过他的论述，我们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诚，这是国内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所不具备的，尤其是他从理论上梳理的那种认真程度，功力之深足以推翻我们宣扬的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虚伪的，这是当权者不愿看到的。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受影响是必然的。

《中国现代哲学史》是一本由冯友兰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3.80元，页数：27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现代哲学史》精选点评：

冯友兰，北大哲学教授，民国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哲学史家。本书是新编中国哲学史的第七卷，因为内容涉及到本朝，所以被禁止出版，后来独立以现代哲学史为名，在广东出版社单独出版。本书内容是从晚清至民国及今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评述，本书第1章绪论部分是分析全书的理论方法。在此之后，以晚清民国新文化运动，社会论战，毛泽东思想，新儒家。在他看来，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主要是进行改革和革命，在改革和革命的基础之上，产生了不同的学术思想的流派。主要是激进的革命主义和改良和保守思想。晚清的章太炎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派，而康有为则是改良派。民国以后，孙中山是对中国革命理论进行总结革命家，蔡元培则是在思想文化上推动中国革新的教育家。在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和胡适则是相对的保守。而陈独秀李大钊则是激进的革命。毛思想与新儒家是两极。

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

敬佩冯老严谨治学古风

就这么一本书，居然还要改头换面才能出版。与其说是惧怕思想，还不如说是惧怕议论。

海阔天空我自飞。

到了晚年，冯友兰表示不再“奉命而作”，在书中他将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科学的（新民主主义及以前），第二个阶段是空想的（社会主义），第三个阶段是荒谬的（极左思想）”。

章太炎做人做学问都更像是理想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吧

之前读过，20180502开始重读0507读完。自序（共一页）、第七章、第十一章，值得反复阅读。三联2009，广东2019重版，均精装。

学过马哲和了解冯友兰新理学的建议不要再看了，殊无新意。

有种被刷三观的感觉。

《中国现代哲学史》读后感(一)：海阔天空我自飞

中国的士是痛苦的,千百年来都摆脱不了政治的纷扰.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渴盼或者只有当超脱生命的羁绊的那刻方能实现.冯老的这本书,是中国哲学史的最后篇章,也是他超越世俗,超越自我的达成.海阔天空我自飞.

《中国现代哲学史》读后感(二)：【短书评】最后一本哲学史

当年是为了凑单买了这本书。这是冯友兰在生命在生命最后两年写下的著作，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前六本应该是一体的。据说是因为其中对泽东同志的评价，导致这本第七卷迟迟未在大陆出版。不过现在应以解禁了。这本书和大多数现代哲学史一样，对在民国以来重要的社会思潮和重要人物思想进行了评述和分析，从章太炎起，包括胡适、张君劢、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蔡元培等学问家教育家，也包括孙文、毛润之、陈独秀、李大钊等政治领袖。其中对毛的思想，分为新民主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极左思想，估计这是长期未在大陆出版的原因。最后作者还对自己的哲学观念进行评述，这是少见的。他认为“新理学”组我诶一个哲学体系，根本失误在于没有分清楚有和存在的区别。金岳霖说哲学史概念的游戏，其实是有道理的。（2017.06.10 听雨轩）

《中国现代哲学史》读后感(三)：哲学即是大心之旅

中国哲学一直是个杂糅，其中伦理学和政治学过多，本体论、逻辑学等等传统科学内容较少。中国哲学史亦然。

冯友兰的特点很鲜明，即是自身立场不够坚定，也可以说骨气稍差，但充满学习与妥协精神。本书即体现了这一特点。书中杂糅并包，对于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能有如此强记之能深属不易。

书中积极面是对于近代思想写得很全，给后来者（如其弟子李泽厚）继续“接着讲”留下可循之途径。特别是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在冯书内政治内容过多，中国革命、历史分期等等不应属于哲学，但也包括了矛盾论等哲学内容。到了李泽厚的研究对于毛关于动的哲学有深入分析。但冯著缺点在于有些内容不够深刻，例如对于梁漱溟等人的分析。对于某些海外学者及相对于冯更为年轻学者的思想研究不足，例如李泽厚的哲学就没有写入。

本书的精华在于新理学，即金岳霖和冯友兰的哲学。冯对于自己能有客观评价，充分说明哲学与哲学史即是一体。我对新理学缺乏认识，看了冯对金岳霖的分析感到震撼。金完全是参照黑格尔《小逻辑》的体系在中国语境内设计了一套体系，令人叹为观止。而冯本人也有类似想法，但没有金那样完备的逻辑体系。

书最后一部分讲什么是哲学以及为何学哲学价值很高。冯友兰的人生四重境界完全通过是否有哲学思考来体现，对于我等学人有极高的鼓励意义，可以起到佛教果报对于僧众的作用。在此冯引用了张横渠的话：“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不以見聞梏其心。”

书附录中包括了一篇冯的介绍，让我从新认识了冯。一直以来，读过很多中国哲学史的书，因此对冯的思想创新性有所麻木。事实上，许多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和脉络最初是冯提出的，而且首次让世界了解中国哲学。在此意义上，冯无愧于学术大师。

《中国现代哲学史》读后感(四)：冯友兰先生在大陆出版受阻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

上大学的时候从图书馆借到冯友兰先生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可惜学力不足，没看几页，跟初学古典吉他那会对《伟大的独奏》《大霍塔》这样的大曲子只能弹奏其中片段一样，只恨自己水平太低。在冯先生两卷本的哲学史著作出版之前，有谢无量的六卷本一册的《中国哲学史》，不过这本著作并不具备范式的意义[1]，所以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半部）出版以后，一下子就被取而代之，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并不为过。冯友兰的两卷本哲学史分别在1931年和1934年出版以后，又取代了胡适的《大纲》。毕业后从网上搜到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下载后逐页打印，从头至尾通读。因为该书是1949年以英文在美国出版的，后来由学者翻译过来。全书以二十多万字叙述中国哲学史，简明，生动。读后感觉如我弹奏古典吉他小品《泪》一样，全曲能顺利弹完，要表现其神韵还有很大距离。后来从书店买了该书，又做了全书通读，收获良多。简史的写作和出版之前，冯友兰先生已经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贞元六书》（即《新理学》1939年，《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5年，《新知言》1946年），所以这本简史虽简但极精。同学和朋友中有感觉跟传统文化隔膜太深的，每让我推荐书做初步学习了解，我必提到这本简史。《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中有如下评论“如果说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2]“以上两史均有多种译本，已成为各国大学通用之基本教材。”[3]建国以后冯友兰先生的思想受到批判，他在60年代的时候着手过《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1964年印行了第一、第二册，但是很快他就感到不满意，又从头撰写，有了后来的七册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我买到这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编以后，发现其中竟然没有第七册，后来在《我的学术之路 冯友兰自传》一书的一个编者注[4]中知道大陆没出版第七册，并且因为第七册的原因，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松堂全集》第十卷没能出版[5]。通过开学术书店的青岛大学退休历史教授唐老师知道国内出过一个单行本。后来搜索知道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这个版本。

为什么第七册没能在大陆顺利出版，相关当事人一定很清楚，可惜一直没找到相关的资料。以该书的内容来看，影响其出版的应该主要是其中的第七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这一章共八节，分别是：一、新民主主义阶段；二、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三《矛盾论》；四、《实践论》；五、《矛盾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六、《社会主义阶段》；七、极左思想阶段；八空想共产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前边5节的论述中规中矩，问题应该出在后边这三节。冯友兰先生把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6]后三节论述的就是后两个阶段的思想。从他的论述来看，也是很中肯的。到底这种论述犯了什么禁忌，不让在大陆出版，凭空想实在想不出来。另外，也可能是这个版本跟香港、台湾出版的版本内容有较大出入，没有那两个版本对照，也不得而知。

“人们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具体的内容是民主与科学。人们认识到这里，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人不承认科学的重要，但对于什么是民主，还没有一致的认识》”。[7]先生的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1]第4页，《中国思想史》（导论），葛兆光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1版6印

[2]第262页，转引自书中的蔡仲德作的《冯友兰先生评传》；《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1版1印（下同）原文出自《融贯中西，通释古今》，《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第9页

[3] 第262页，蔡仲德作的《冯友兰先生评传》，《中国现代哲学史》

[4]该书377页，原文：编者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至今未能在大陆出版。1992年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此书，易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我的学术之路 冯友兰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0年11月1版1印

[5]该书277页，附录部分《中国现代哲学史》

[6]第168页，《中国现代哲学史》

[7]绪论11页，《中国现代哲学史》

冯友兰先生在大陆出版受阻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续）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以下用该书出版的名字《中国现代哲学史》）没能在大陆顺利出版，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按照我的猜测，问题应该主要出在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上，经过仔细阅读，发现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没有什么过火之处。等到我通读全书，才发现问题不止如此，他否定的是我们现在并不是社会主义，只能是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这个跟他在第六册中他否定太平天国运动，做出了跟前些年中学历史教科书完全不同的评价，在性质上大不一样，所以第六册能顺利出版，第七册却遭受了不同的待遇。

他的这个观点集中体现在第五章，这一章介绍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左翼的两位代表陈独秀和李大钊。他通过对这两位的介绍和评价表达了中国的发展不能直接到社会主义。

在该章的第四节，冯先生选了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篇中的片段，并评价说“陈独秀的这一段话，从表面上看，他似乎认为：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应该由资产阶级独享，无产阶级如果幸运的话，也只能分享一小部分，喝一口资产阶级的残汤剩水。为什么如此呢？陈独秀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于是他就被认为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误解，越来越深，以至被开除党籍，并被加上了许多罪名，至今位得平反。”（《中国现代哲学史》第107——108页）接下来他说“深一点看，陈独秀的这一段话，接触到了两个理论上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继国民革命之后而发展的革命活动，应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个问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否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陈独秀的那一段话，在客观上含蓄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他是说，继国民革命之后而起的革命，应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他所以没有明确地这么说，是因为当时的新文化与运动的理论水平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该书第108页）在这里他首先评价的是陈独秀，借他对陈的评价，他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家认识到东西文化的不同，是由于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这比以前大进了一步；但他们都没有从经济上说明所以有这些不同的物质根源。不但右翼们没有这样的说明，左翼也没有。这说明这些理论家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还有‘一间未达’，还隔了一层纸；如果戳穿了这层纸，那就可见东西文化不同的根本原因是自然经济的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经济的不同。从自然经济的经济转到商品经济的经济，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以继国民革命而起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该书第108页）

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各国在二战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二战后这些国家“是否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呢？苏联的决策人以为不行。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应该实行一种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称为新民主主义。”并肯定说“这就辨证地解决了陈独秀的那段话中出现的矛盾。”（该书109）这种看法太乐观了。

回到中国问题上，接下来这段说：

“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央政权，也自称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在其中，五种经济（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私人资本）并存。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企业都被没收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不但不没收，而且加以扶植，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现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精神。可是，行之不久，一些教条主义者、患‘左’倾幼稚病者、被胜利冲昏头脑者，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代替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认为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那就是社会主义了，就应该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就应该利用共产党所掌握的政权，用政治改变经济；只要共产党有决心，不仅社会主义可以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实现亦非难事。这就是极左思潮了。随着极左思潮发展下去，中国便陷入了十年动乱的浩劫。”（该书109页）他在介绍李大钊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他（李大钊）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为它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经济基础改变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不能改变经济基础。”（该书第114页）他还分析说“李大钊用这些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实现，同时也说明资本集中的必要。封建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经济，都是散漫的自然经济，没有集中起来，所以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李大钊对于‘资本集中论’的申述，也是从实质上为陈独秀的殖民地社会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主张，添了一个根据。”（第117页）他还说“如果两个人能配合起来，陈独秀可能少受人们的误解。”（第116页）

通观《新编》全书，冯先生说他不再奉命而作，而是按照自己的认识来写的，写作完全依照了他认为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五段论。通过他的论述，我们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诚，这是国内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所不具备的，尤其是他从理论上梳理的那种认真程度，功力之深足以推翻我们宣扬的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虚伪的，这是当权者不愿看到的。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受影响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