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圣母，据说她从来不曾有过淫秽的想法，她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处女，她不经过与男人的交合就生下了耶稣，堪称纯洁无瑕的道德楷模。这使人不禁怀疑，是否远在2000年前，人们就发明了人工受孕的技术？
不过人类学家首先关注的不是所谓的道德问题，而是生存与死亡这样的大问题。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在无所不能的大自然看来，个人的生还是死并不是个问题，人类永存的关键是繁殖后代。尽管所有的有机体最终都会死亡，但并非所有的有机体都能繁殖后代。而且在能繁殖后代的有机体中，有些繁殖的后代数量更多。
按照这种观点，心理学家又从演化的角度继续思考下去：可以想见，考虑到女性的繁殖能力有限，那些认真挑选配偶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更为成功——她们有更多的孩子存活下来，又去繁殖自己的孩子。而那些挑选配偶不太认真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没有这么成功。
男性刚好相反，那些追求和利用每一次交配机会的乱交式的男人繁殖就更为成功。如果他们频繁地变换性伴侣，其后代可能不容易存活，但是这种（养育）质量上的不足可以用（孩子）数量来弥补。所以，当今的妇女——正如这一演化学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选择性伴侣时比男性谨慎得多。她们要求男性伴侣聪明、友善、有名望、有养家糊口的能力、经济条件好、性情稳定等等，而男性选择女性伴侣则不会这么苛刻。与此同时，女性也不像男性那样对随便、不忠诚的性行为感兴趣，或者说，女人在两性关系中表现得更谨慎，更矜持。
看到这里人们也许会说，这种情况早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女人在两性关系中跟男人一样活跃和主动，甚至有些女人有些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学家又出来解释说，这也许是人类在避孕技术上的进步，大大的减少了女性在性行为中的顾忌和恐惧，释放了她们的自然本性。而随着人们身边所谓“不贞”的行为越来越多，人们的心理也慢慢的从唾弃、厌恶、不齿，到渐渐的变得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与此同时，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女性和男性相比在体力上的劣势渐渐变得无关紧要，她们在经济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自己的主动权了，她们对男人的依附也越来越少了。到了这个时候，“男女平等”就不只是一句单纯的口号了，而是具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社会文化上，这种情况突出的表现就是“女权运动”与“妇女解放”。女人们不再穿那些厚重的、遮得严严实实的衣服了，她们的穿着更加的性感、暴露，更加的有诱惑力。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得风气之先的妇女们（比如歌星、影星、文化名人）的表率作用，使她们不但要求别的平等，还要求在两性关系上的平等。她们在两性关系上变得更加的主动，她们宣称在男女关系上是双向的，不但是男人选择女人，女人同样可以选择男人。在性爱上也是对等的，不只是女人为男人带来快感，男人同样可以为女人带来快感。在中国的历史上，以前只有武则天敢做的事，现在的每一个女人也都敢做了。贞节牌坊早已经被推倒，或者当男人们要求女人贞洁时，女人们同样会反问：男人的贞洁在哪里？
其实说白了，不管是男人的“不坏”，还是女人的“不坏”，其实质都是社会规范与道德上的概念，比如对男人的要求就是老实本分，不能在外面沾花惹草；对女人的要求就是从一而终，不能随便红杏出墙。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坏”的种子，“坏”的基因，这是大自然赋予他们的本能。这种本能，不受社会道德的制约，只被人类体内充沛的荷尔蒙所鼓动，只被人类最原始的寻欢作乐与繁衍后代的本能所控制。
总而言之，不管是男人和女人，当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动物本能的时候，他们会希望对方“坏”一点；当他们只考虑自己的社会利益的时候，他们又希望对方“好”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