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奈尔大学哲学教授曼恩和她的新书《予取予求：男人如何行使特权伤害女人》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名记者默罗看过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国会发表演说后赞叹道：“他使用英文，犹如在战争中调兵遣将。”
的确，文字不但有生命，还可以有攻击性和防卫能力。从新词和潮语之中，可以看到社会权力的分布和态势的转变。在女权意识高涨的年代，文字纷纷被装备和动员起来，在男与女厮杀的战场上冲锋陷阵。以“himpathy”一词为例，脱胎自几乎人尽皆知的“sympathy”，却解作是非不分的人对“贱男”和“渣男”的护短、纵容和包庇。
更有趣的是“mansplaining”，来自“explaining”，针对的是男性好为人师的劣行，总喜欢打断女人说话，不但包揽话题，且亳无自知之明地常以专家和权威自居，滔滔不绝地要为他心目中无知的女性作解人。女权主义者认为，男人这样做，是要把女人“灭声”，让她们明白知识和权力是男人的专利，然后识趣地退回属于自己的世界——家庭、厨房、睡房、美容院和化妆间。
男人的“知”与女人的“不知”被视为不辩自明的常识。男人纠正和训斥女人，向她们摆事实、讲道理，炫才耀博和大发谬论，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现象”。评论家索尼特在《男人向我指点迷津》一文提到在派对中遇到一个男人，知道她是作家后跟她大谈写作之道。他顾盼自豪、侃侃而谈，索尼特亳无置喙和插嘴的余地，直至他谈及一本书，作者正是索尼特本人。
“Mansplaining”也许是新词，但男人自以为高女人一等，用屈尊俯就的态度向女人提意见和说道理，这种行为古已有之。以雄纠纠男人自居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篇小说《白象群山》中对男人这种常常令女人气结的“自我感觉良好”有鞭辟入里的嘲讽。小说中一个男人与其怀有身孕的女友在车站等车。他完全没有留意女友的焦虑、恐惧、犹豫和挣扎，只懂得反来覆去地告诉她堕胎是“小事一椿”。最后女友忍受不了，对他怒吼：“你能不能能不能能不能闭嘴?”(Would you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stop talking?)。
问题是只要有女人在旁，男人就没法闭嘴。他总会当仁不让地要做女人的良师、恩公、主子和指路明灯。在父系社会，男人的自负并非建基于事实，而是建基于女人天生不如男人的假定和信念。在中国，儒家按照“内外有别”和“男尊女卑”的原则，要求妇女“从父”、“从夫”和“从子”。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鸿儒大哲惯于把女人和奴隶混为一谈。例如亚里士多德便说过，奴隶没有审议的能力，女人有，但缺乏令人信服的威望。
康奈尔大学哲学教授曼恩在新书《予取予求：男人如何行使特权伤害女人》指出，男人自小就相信他们应该得到女人的特殊待遇。这种“大少爷病”成为他们男子气概的一部分。倘若女人拒绝给予男人“特殊待遇”，必会遭到他们报复和惩罚。
法国学者德里达说，文本以外无一物。意思是万事万物皆可拿来认真阅读，然后做文本分析。这是解构学派理解世界的方法。同样道理，文字以外无一物，因为所有的真相都在其中。以英文“man”这个字为例，既可解作“男性”，亦可泛指“人类”。有什么比这更能显示男性在人类社会为自己安排的中心位置？
文字长期为男性的利益服务，但男人没有使用文字的专利。同一个“man”字，可用来将男人等同人类；也可用来铸造新词，把他们的自私、霸道和丑陋一面揭露出来。在“mansplaining”之前，有“manspreading”一词令男人羞愧无地。
“Manspreading”没有统一的中译，但通常都带明显的贬义和嘲讽意味，例如“张腿坐男”或“大爷式占座”。它指一种在公众场合常见的现象：男人张开双腿，占用多于一个座位的空间。女性当然也有在公共空间以手提包或购物袋占位，但男人肆无忌惮地张腿霸坐的嚣张跋扈，的确自成一格。
男人这样做可能是习惯成自然。他们的阳刚之气要他们随时随地摆出主人的架势。即使是属于公众的空间，只要有他们存在，就是他们的地盘。心理学家称这种行径做“proprietary behavior”，跟很多男人对待妻子或爱人的方式如出一辙。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给它一个名字，它马上无所遁形。的确如此。
林沛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