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不仅需要好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会讲故事的人以及恰当的讲故事的技巧方法。
换句话说，现代电影不仅要懂得“讲述的是什么”，而且要看“由谁讲述”和“怎样讲述”的问题。
因为同样的故事，不同的人来叙述或者不同的叙事方式，可能其美学、票房效果完全不一样。
《李米的猜想》就是通过“叙述”几个简单的“故事”而构成的电影“叙事”。
《李米的猜想》在叙事线索上看不外乎几个平常的小故事：
出租车司机李米寻找失踪的男友方文；农民工裘火贵和裘水天为了到广州的两张机票钱绑架了出租车司机李米；“马冰”和女友菲菲偶然遇到了车祸；叶倾城寻找毒贩和老婆出轨的过程来证明自己男性的尊严；叶倾城追寻两个毒贩背后的联络人。
在看似诗人的死引发的车祸事件之后，一件件事情逐渐开始被一根线索串起来，农民工裘火贵和裘水天原来是身体藏毒运输者；“马冰”与菲菲是贩毒集团成员之一；在叶倾城和李米的追查下，原来“马冰”就是方文，一个贩毒集团的毒品运输“组织者”。
从电影的故事结构上看，明线有点类似于我国古典文学结构中“因枝振叶”似的发散结构，影片一开始对于李米寻找男朋友的强调，而引出一系列的“寻找”：
方文寻求成为一个被社会习俗认可的人；裘火贵和裘水天寻找毒品的接头人；“马冰”寻找毒品的“送货人”；叶倾城寻找婚姻中的男性尊严。
这几条“寻找”线索下的暗线则又成为对寻找原因的阐述，因而又成了“沿波讨源”似的收拢结构：
李米和方文都是普通的不起眼的青春男女，他们有过美好的憧憬和约定，将来经营一家自己的小超市；裘火贵为了有钱能够摆平与乡长老丈人的过节，裘水天为了能娶上说话时尚、敢骂镇长儿子的姑娘小香；李米对“马冰”真实身份的确认与叶倾城对贩毒线索的追查归结于一点，这些小节点又是大主题下的小故事。
导演曹保平1989年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科班出身的他“一直比较喜欢那种有强烈冲突、有张力、好看的故事”，他“希望电影能够有一个态度在里面”，喜欢在一种张扬、犀利中表达创作者的叙事态度。
他对电影的理解是“先要好看，其次才是态度和思想”。而《李米的猜想》在单位时间内匹配了高度密集的信息表达，成就了电影的支撑点——好看、态度和思想。
影片的主题从故事层面上可解读为追寻和救赎，然而与之对应的叙事意义层面又产生了相对应的悖论，即追寻的目的始终缺席，而救赎的结果又难免指向了幻灭。
困境和焦虑
片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困境和由之而来的焦虑：
李米的男朋友方文失踪了，四年来他给她写了54封信，她将方文的照片夹在出租车的杂志里面，期望能在某个乘客那里得知他的下落。
她能在这个城市感受到他的存在和气息，可就是找不到他，甚至找到之后却成了另一个他——马冰。于是李米从追寻男朋友的存在而转为成了对他身份的追寻。
裘水天与裘火贵是地道的农民，裘火贵家的厨房对着乡长老丈人家的厕所，两家矛盾闹大之后，他需要三万元钱才能平息事态，目前正在逃避和想方设法找钱。裘水天为了娶到他喜欢的小香，出去挣小香妈标的的一万块钱身价。
对于这两个只有劳动力的农民来说，上万的钱足以让他们铤而走险。
警察叶倾城陷入老婆和“小白脸”私通的尴尬，有离婚和身份焦虑。
李米的爸妈看不上方文，认为他是个穷光蛋，倔强的方文负气出走，想要改变自己的窘况让李米的爸妈不在低看自己等等。
无论是追寻爱情的李米，还是追寻物质基础以达到自己愿望的裘水天和裘火贵；无论是追求男性气质的叶倾城，还是追寻世俗价值观认可的方文，正是这些角色所处的现实困境和焦虑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这些鲜活生动的例子在生活中又比比皆是，恰恰是这些又准确的切中了当下人们社会生活的脉动，可贵的是导演没有将这些追寻作为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来做简单的归类和判断，而是充分挖掘了这些人物身上多元复杂的社会时代因素的人性显现。
方文之所以走上贩毒的不归之路，是为了拥有足够的资本作为将来共同生活的基础。
裘火贵与裘水天之所以成为体内携毒者，前者是为了能够早日风光的回到已经离开整整三年的家，后者是为了实现与倾心已久的女孩子共度一生的美好愿望。
但他们都是社会世俗价值评判标准中的失败者，这是他们的困境和焦虑，可是他们又都必须为了所谓的“幸福”进行追寻，这种“自由选择”的追寻其实离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愈走愈远，最终失去生命和未来。
影片中的现实信息折射出了当下部分人的生活现状，电影甚至没有刻意表现他们负面意义的贪婪，他们仅仅是需要达到一个不算高的要求，正基于此，现实和人性的撕裂感获得了叙事自身存在的张力以及存在于叙事意义上的犀利态度——指向造成他们困境和焦虑的根源。
认同与悖反
这是一个物质和欲望的社会，没有人身处其中而不受到裹挟，导演摒弃了一种说教的方式，使故事意义层面无处不在的潜入画面和对话背后，让我们去领悟和体验什么是等待、善良、真爱、理性、权力和世俗价值观。
但这些，片中却又对其进行了“缺席”的艺术处理，这样使得一方面在故事上使追寻的过程得以“戏剧化”的持续，另一方面又向我们呈示了行恶、欺骗、世俗、物化和越轨的另一种人性的解读。
在影片中观众注意到李米，裘火贵与裘水天，方文以及警官叶倾城的“寻找”这几条线索，偶然性寻找的背后都有着一个世俗价值认同或者对他们进行“塑造”的“缺席”者。
它们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地使他们认同或趋同那些价值观，但不管是认同还是抗拒，得到的都是一个悖反的结果。
在片中有多处人为的因果关系的“缺席”：
方文所要寻找的另一个自己，即是想通过占有金钱和资本来使自己成为李米父母想要的那种人，继而跟李米在一起，从而完成对自身的确认。
尽管方文对李米有着纯真的情感，但自从他开始走上贩毒的这条路，就已“失踪”直至死亡，他使李米的幸福从此缺席。
裘火贵和裘水天从运毒和绑架的那一刻开始，也各自踏上了不归路，他们的生命与自由也缺席；
此外还有对当下伦理及价值观“缺席”的指认：李米的父母和叶倾城的老婆，他们分别隐喻了世俗伦理和道德伦理，这种缺席，实际上是对认同的悖反。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还会有两条线索：李米的父母期望她得到金钱基础上的快乐，但李米却永远失去了精神上的快乐；叶倾城的老婆婚外情，在欺骗当中失去了家的完整和合法合道德的性爱。
方文的“自我”是缺席的，当他发现他就要成为李米父母认同的那种人的时候，他失去了自己。
另外，作为乡长老丈人、小香也是缺席的，裘火贵与裘水天表面看起来是要成为“自我”，可是这个“自我”依然是与权力博弈下的失败者和与爱情和金钱关系联姻的情感与自由的未卜者；
叶倾城也是如此，他的妻子出轨了，出轨的对象是一个小白脸，于是他的找回男性尊严也无疑不是成为社会习俗的“自我”或“他者”。
权力、物质、社会习俗、欲望、迷失的道德伦理无所不在的要将人的“自我”阉割成“他我”，然而“自我”“他我”的认同的结果也只能是悖反。
再比如裘水天对于小香性格的认同在他身上也是一个悖论，小香的形象是一个参照，敢于骂镇长的儿子，反抗“她妈妈让她去睡”，羡慕外面的时尚生活。
但在现实生活中，认同小香的裘水天却常常被裘火贵打，是一个懦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农村小伙子，他想通过认同他者来成为一个自我认同者，但小香爱他与否，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
作为影视形象及意义的缺席，却在可能的意义和形象的层面上获得了形而上的存在。
这种“缺席”实际上就是本片的价值判断，它表达的是影片的一种叙事态度，一种不合理存在的价值异化力量进行无奈的话语权力的有意淡化，但只能最多也只能是提供一个艺术性的指认而已。
自赎及赎它
《李米的猜想》有较复杂和深刻的社会性，正如导演曹保平说：
“我不想仅仅做一个温情的感动的简单的电影，我希望它能够复杂和深刻一点，或者它的外延能更宽泛一点。”
因而他选择作为社会边缘的个人主体，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想救赎“自我”，但“自我”无一不落入变为“他我”的怪圈，影片对这些小人物命运的追寻用了“救赎”的方式——自赎或者赎它，但在一定既定成规的作用下，也只能是如导演所说的“天地不仁”的“遭遇”。
李米的父母嫌弃方文，方文的初衷就是只想圆李米之前想开一个超市的梦想；裘水天的初衷就是只想弄一万块钱，然后去找小香妈妈“购买”自己的“爱情”。
希望儿女有不用担心的经济基础，这些都是小香妈妈和李米父母现实选择和生存价值观。
三年都没回家的裘火贵在为了两张机票钱实施打劫以后，掩饰不住自己的无奈和痛苦喊道：“哪个愿意干这种事情！”
他们代表的都是一群在社会地位处于边缘状态，但同时又是现代社会主体的一群人的生存状态，他们为了小小的愿望、为了圆梦而远离家人，与社会梳理乃至为社会抛弃。
李米和裘水天为了爱情而等待、追寻，方文为了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离开李米并以身试法，裘火贵为了三万块钱而携毒。
概括说来，自救是无力的，赎它也可能变得没有意义，影片中的人物所代表的正是成功的焦灼和对幸福的渴望，对世俗价值的认同，就连刻画形象非常正面的有阳刚之气、是正面化身、国家权力机关代表的警官叶倾城，也被老婆和小白脸“出轨”了，这个救赎他人的人却连自己的婚姻都不会且无法救赎，这是复杂社会化带来的无法解决的简单问题。
影片对每一种类型的人刻画的都不单薄，甚至都能用一种道德或法律的标准来衡量，可他们的本性又不是极恶或者非道德的，他们与人性的真善美相割裂，是否是外在的认同标准对他们的改造？
世俗价值观的游移与异变，这恐怕也是表现救赎主题的一个因素，但这种救赎的结果在影片中的表现是每一个人似乎离自己的成功与渴望都触手可及却又最终擦肩而过：
李米四年来不时收到方文的来信，她能清晰的感受到方文就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但她始终无法寻找到他的踪迹；
裘火贵和裘水天只需要买张机票到广州就能完成各自的愿望，打折机票处处都是他们却无法得到；
方文也胜利在望，“也许很快就能回到你身边”，但这些自赎或者赎它，无一例外都走向幻灭；
方文裘火贵走向死亡，裘水天陷入大狱，李米失去方文。
中国的社会转型，使各种现实关系、价值观念都处于高速变动之中，现代焦虑就体现在这些观念的冲突之中。
对于身处社会边缘的底层人物而言，这种焦虑尤为强烈和无法摆脱，权力的压迫、物质的匮乏、理想的缥缈，无一不让他们成为异化的牺牲品，就如同片中像裘火贵一样三年都回不去家，像方文那样爱情也找回不了，像裘水天那样对现实分辨不了，像叶倾城那样对焦虑摆脱不了。
理性的人性其实是无所谓善恶的，因为在这之间有了权力、物质标准、道德伦理、欲望，人就有了非理性。一旦非理性情形下的自赎，都只有头破血流乃至付出付出生命代价。
从救赎及其方式这一点上来看，影片切入了社会现实的核心区域并有了一定的哲学内涵。
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对自由选择所包含的善恶是非的标准，并非只停留在抽象的善恶上，而是力图联系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与现实生活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摒弃了道德说教，从而更能发人深省：
如李米对裘火贵和裘水天的告发，裘水天对李米的放生，李米对裘水天找小香的欺骗，都充分挖掘了人物性善的一面——救赎之心，既是这些小人物的自赎，也是导演对当下社会中人性的救赎意图的表达。
他者和异化
在现在复杂而又多变的社会，个人很多时候都会身不由己，个人的信仰、价值正在被他人和社会改写，单独的个体人独立的代价要么成为被社会塑造的“他者”，要么自我异化成为“自我”的他者，坚持的代价就是幻灭。
李米就是后者，表面上看来，她证明了方文对她的爱，可这爱却是褪尽了色彩的苦楚，她拒绝成为她父母的“他者”，也没有在欲望的浪潮中随波逐流异化自己放浪形骸，即使绝食也要跟方文在一起。
可她对过去四年的寻找何尝不是一种幻灭，想要追逐、证明过去的爱情，却真真实实的不经意的让爱情在身边的某个可能重逢的角落重重的跌落。
近在身边，却始终不肯相认，有着美好的憧憬，却无法去实现，相爱却又因重重的原因不能在一起，这何尝不是一种幻灭？
再看方文，虽然他同李米不一样，他除了要追求情感的纯真之外，他还要追寻能达到这种情感的物质基础，他无法不做李米父母和社会的“他者”并异化自己：
“83天。我打算回去了李米，反正我也成为不了你们想要的那种人。只能普普通通了，我真没用。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没用。”
“221天。我就要回去了李米。我现在算是一个有用的人。我都能看到未来我们超市的样子。你能原谅我吗？”
“430天。我和以前不一样了，李米。也许我已经成为了你父母想要的那种人。谁知道，我昨天从电视上看到昆明了，我突然一下子哭了。你还在等我吗？李米。”
“708天。告诉你一件事，李米。几乎就快成真了。我今天早上到了机场买了机票，那时候四年像一条草场上爬行的蛇，我突然想要回去了，我买了机票，过了安检，到了登机口，最后我还是出来了。机票钱退了一半。”
“从打算回去”到“我和以前不一样了”、“也许我已经成为你父母想要的那种人”，这些独白其实也暗示了方文“他者化”和“异化”的过程，然而这些就可以让他跟李米在一起并经营未来的超市了吗？法律，让他非理性追寻的一切幻灭。
“欺骗”其实是幻灭的否定之否定。
整个故事里充满了欺骗，李米欺骗了裘水天，方文欺骗了李米，叶倾城欺骗了李米，叶倾城的老婆欺骗他......这种欺骗是一个悖论，因为它不得不存在，正是因为这种欺骗，人物形象得以立在屏幕上，正如片中的一句台词：“有时候欺骗是善行。”
欺骗是因为害怕幻灭，对现实不乐观，没有实现幸福的途径，或许唯有欺骗，才会葆有幸福的瞬间感受。
即便如此，这里面却没有绝对的大恶存在，即使绑架抢劫的裘火贵、李米的爸妈，他们都是希望自己的家人好，自己的女儿过得好，他们也是社会中权力和世俗被击倒和裹挟的无奈的人。
而这最终的根源又是那看不见的权力和世俗的成见，包括贩毒的方文，在他的人性中仍然有向往美好爱情和帮助菲菲脱离毒品的向善的一面。
人性和社会的复杂决定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变化，而这些人性中深沉的元素被一层层剖开，你要追寻的东西，它却是个缺席的存在，但这个存在却无时无刻不对我们施加影响或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成为“自我”或者“他者”。
幸福的途径是欺骗还是救赎？从影片来看，两者都是，而两者又都不是！因为欺骗有真相大白的时候，救赎也有功亏一篑的一刻。
毕竟，人和时代命运都受制于价值漂移，一切形而下的救赎，都会是形而上的痛苦，亦或反之。
影片从叙事题材上来看，有警匪片的元素但却没有惊心动魄的善恶的正反博弈，只有对人性异化的社会解读；
有公路片的元素却没有速度与激情的快感，只有对情感谜底的揭示；有爱情片的元素却没有恩爱缠绵卿卿我我，只有对生活双方的责任和伦理寻找；有缉毒片的元素却没有对走私与侦破过程的展示，只有对权力、幸福、未来及生存的注视，更多的透露出一种人性的关怀，尤其是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和关注小人物生存状态的人文情怀。
由于推动情节发展的多层次性，在叙事主题上也可以做出多层解读，如对爱情的执著，对自我尊严的寻找，在物化与异化下的精神坚守，对权力和世俗价值观念的缺席式言说等。
可能诗人这一角色的死，多数人或许认为是一个黑色幽默，但其实诗人这一角色死亡的设置，正好是一个主题的注脚，他作为一个连接点和冲突点正好暗喻了当下社会转型时期精神与物质的较量、冲突的必然结果，在物化的社会，人的精神要么被物化，要么被毁灭或自我毁灭！
总之，《李米的猜想》的叙事主题是多向度的，不仅展现了现代人追寻自我的困境和焦虑，而且暗示了某些价值认同的缺席和悖反的必然，作为一部现实的作品其片后的闪回的温情技术处理应该是迎合大众的审美需要，在意义层面上也是给那些对异化认同的警示，在世俗中坚持寻找和做自我的一个安慰，对形而上救赎的自勉以及对转型时期价值理性与非理性追寻的视像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