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怀念的德炎先生

以“怀念我们的老朋友杨德炎先生”为逝世十周年追思会的主题，真亲切，也真能反映德炎先生的为人！何况，他的朋友真是“遍天下”，相信德炎先生在天之灵，也会喜欢。亲切和蔼、以诚待人，是他一生的为人之道。

因为疫情，无法应商务印书馆之邀，赴京参加追思会，实在遗憾，也实在内疚。谨能撰文，以寄托对德炎先生的怀念。

一

我视德炎先生为大哥，从初识到离世：从他当商务印书馆办公室主任、外交官、出版总署司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到各种出版图书业的要职，心态一直如此，无所改变。亲切待人，如沐春风的来往和交谊，让我从心底、自然而然对他“称兄道弟”。这种心内的“称兄道弟”，不存在一点儿的功利和“江湖气”，而是出于一种感情。

认识德炎先生，刚好三十年，一直往来无间。三十年来，谈过的话，合作过的事，参与过的活动，不知凡几，难以一一省记，也难以一一细说。德炎先生一生功业，成就卓越，他在不同的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是一个敏于事，忠于职守，追求成就的人。他生前的各种贡献，昭昭在目，对他一生的贡献，比我了解的朋友，大有人在，无须我做添花的赞语。这里，我想说说跟他亲历的“二三事”。正所谓“虽小道，亦有可观者焉”，事虽小，正可反映了他的为人。

1980年夏，我入职香港商务印书馆仅半年多。领导安排了我陪同陈原先生还京。当时，陈原先生作为团长，率领中国出版代表团访问香港，这是自“文革”以来，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图书出版业访港代表团，在香港社会和文化界影响很大。经过三日两夜的火车，抵达北京车站。下车前，陈原先生跟我说：“接我们车的，是商务印书馆办公室主任杨德炎同志。你在北京这段日子，一切食住行等需要，不必找我，找杨德炎好了，我毫无办法。如他办不了的，我更办不了。”果然，这次在北京，一切都仰仗德炎先生安排。往后相当长的时日，我每回到北京，一切的工作和生活的安排，都依靠德炎先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物质匮乏，生活诸多不便，加上交友不多，如今回想起来，如无德炎先生的帮助，在京的工作和生活，会增加多少烦恼；个中的安排，德炎先生又多费心和费劲。

1982年，我作为责编，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合作编辑出版《紫禁城宫殿》的大型画册。连同设计师和摄影师一众人，我们住在王府井的华侨饭店，足足一个月。每天来往故宫与华侨饭店，两点一线，早上六点出发，晚上八点才回到饭店。那时候，远不像现在，饭店到了晚上六点，就打烊，不供应饭食。由于拍摄的需要，我们早出晚归，完全错过了饭店早、晚两餐的就食时间。外食，更不可能。但一个月来，竟得饭店的通融，清早已供早饭，晚八点仍备留饭菜给我们。饭店这种特别的通融，完全是德炎先生安排的。

到《紫禁城宫殿》快出版时，香港无线电视台作为文化性的节目，特别派了节目主持人叶特生先生和摄影组，专程来京，访问故宫专家，拍摄些紫禁城内外景点。节目完成，故宫的相关领导宴请我们，当时正是下班、晚饭的时候，怎么样都没有可叫的车辆。饭局又不可延误，我急如蚂蚁。幸好华侨饭店，距商务办公大楼不远。我跑到商务求助，正巧碰上德炎先生。他晓得了情况，说现在商务没有车辆，只有一辆拉书拉货的“拉车”。因为电视台还想补上专家的几个镜头，要带上摄影机，公交车挤不了。我们应德炎先生的建议，主持人、摄影师和我，带着一台摄影机，坐在三轮的拉车上。主持人和我西装革履的，尤其是叶特生先生，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帅哥，三轮拉车走在通衢大道上的招摇，引来了街上行人的奇异眼光，可惜当时未留下照片。

《紫禁城宫殿》的出版，在海外轰动一时，也成功地出版了几个外文版，打入国际市场。这样成功的背后，德炎先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商务印书馆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协助，有不可磨灭的功劳。现在想起来，似一本样书都未送上，真是“少不更事”。建议日后香港商务写馆史的时候，是要记下这些年，德炎先生以及商务印书馆馆领导对香港商务的帮助。几十年来，我到北京，去商务印书馆办公大楼，总有回家的感觉。这不仅仅来自历史血缘的关系，也不完全由于一些业务，是来自自初即由德炎先生所代表的商务印书馆同仁，对我们视为“一家人”的情分。

多年后，我曾向德炎先生打听，他何以能让北京华侨饭店的厨房和厅房的同志，一个月来，做出了额外的服务？德炎先生听了，轻轻地笑着说，“没什么的，你们到故宫去后，我跑去找师傅和服务员，聊聊天，向他们说明一下你们在北京的工作情况，让他们了解，然后拜托他们照顾下你们。人总是明事理和有人情的。”他又说：“我不抽烟，我身上总备一盒烟。聊天时，我送上一、二根烟，让他们边抽边聊。当然，年节，馆内有月历等纪念品，我会送上一两份给他们，表示感谢。仅此而已。”他态度轻松，语气不速不缓，娓娓地道来。诸多来自德炎先生这样的帮助不知凡几，也不可胜记。

二

有一年，杨德炎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秘书，到德国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代表团此行有几个名额是联合集团邀请的，但我们香港团却晚了好几天才到法兰克福。我们见了德炎先生，感觉他看起来消瘦了很多。私下打听，才知道中国代表团由于我们未到，费用不足，要节食节用。德炎先生甚至为保证其他团员能吃上餐，自己不吃早餐，其他两餐吃得也少，只吃不用花钱可取食的牛油填肚。所以一下子瘦了下来。我们到了后，付上受邀团员的费用，作为秘书的德炎先生，才好安排正常的饮食。但是自这次回国后，德炎先生“发福”了，可能是因为吃了太多牛油的影响。那时，我们都住不起酒店，酒店太贵了，只好住到市郊，展览期间的家庭式临时公寓。每日早餐，我们发现德炎先生餐中，总是比我们多一只鸡蛋，这是主持家庭寓所的德国老妇人送他的。她对德炎先生特别亲切，每日出发去展馆时，老妇人总要给他一个礼仪性的拥抱，我们可羡慕极了。德炎先生礼貌周到，德语漂亮，待人以诚，笑容满面的态度，征服了个性硬邦邦的德国妇人，也为我们中国人长了面子。诸如此类的德炎先生故事，真说不完。总的一句，真心实意，以诚待人。

进入二十一世纪，图书出版业蓬勃猛进，德炎先生和我，责任也越来越重，日子也越活越忙。到了北京，与德炎先生见面，大抵喝一杯咖啡，或吃一个简单的套餐。然后谈谈要办或合作的事。回想起来一个事实，与德炎先生交往了三十年，绝少一同吃玩；公事外，也从来没有提及私人的任何要求，甚至是朋友式的正常要求。德炎先生在我认识的同辈中，是一个极其“律己”的人。

20世纪50年代，我在内地生活过，知道有“五好学生”这回事。我心里总想，德炎先生在中、小学，一定是个“五好学生”。最难能可贵的，他能一生贯彻“五好学生”的品格。“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是中国传统做人的格言，大家都熟悉。这句作为人生修养的格言，说是容易，但做到却很难。德炎先生一生为人，可谓近之矣。

以“怀念我们的老朋友杨德炎先生”为逝世十周年追思会的主题，真亲切，也真能反映德炎先生的为人！何况，他的朋友真是“遍天下”，相信德炎先生在天之灵，也会喜欢。亲切和蔼、以诚待人，是他一生的为人之道。

因为疫情，无法应商务印书馆之邀，赴京参加追思会，实在遗憾，也实在内疚。谨能撰文，以寄托对德炎先生的怀念。

一

我视德炎先生为大哥，从初识到离世：从他当商务印书馆办公室主任、外交官、出版总署司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到各种出版图书业的要职，心态一直如此，无所改变。亲切待人，如沐春风的来往和交谊，让我从心底、自然而然对他“称兄道弟”。这种心内的“称兄道弟”，不存在一点儿的功利和“江湖气”，而是出于一种感情。

认识德炎先生，刚好三十年，一直往来无间。三十年来，谈过的话，合作过的事，参与过的活动，不知凡几，难以一一省记，也难以一一细说。德炎先生一生功业，成就卓越，他在不同的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是一个敏于事，忠于职守，追求成就的人。他生前的各种贡献，昭昭在目，对他一生的贡献，比我了解的朋友，大有人在，无须我做添花的赞语。这里，我想说说跟他亲历的“二三事”。正所谓“虽小道，亦有可观者焉”，事虽小，正可反映了他的为人。

1980年夏，我入职香港商务印书馆仅半年多。领导安排了我陪同陈原先生还京。当时，陈原先生作为团长，率领中国出版代表团访问香港，这是自“文革”以来，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图书出版业访港代表团，在香港社会和文化界影响很大。经过三日两夜的火车，抵达北京车站。下车前，陈原先生跟我说：“接我们车的，是商务印书馆办公室主任杨德炎同志。你在北京这段日子，一切食住行等需要，不必找我，找杨德炎好了，我毫无办法。如他办不了的，我更办不了。”果然，这次在北京，一切都仰仗德炎先生安排。往后相当长的时日，我每回到北京，一切的工作和生活的安排，都依靠德炎先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物质匮乏，生活诸多不便，加上交友不多，如今回想起来，如无德炎先生的帮助，在京的工作和生活，会增加多少烦恼；个中的安排，德炎先生又多费心和费劲。

1982年，我作为责编，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合作编辑出版《紫禁城宫殿》的大型画册。连同设计师和摄影师一众人，我们住在王府井的华侨饭店，足足一个月。每天来往故宫与华侨饭店，两点一线，早上六点出发，晚上八点才回到饭店。那时候，远不像现在，饭店到了晚上六点，就打烊，不供应饭食。由于拍摄的需要，我们早出晚归，完全错过了饭店早、晚两餐的就食时间。外食，更不可能。但一个月来，竟得饭店的通融，清早已供早饭，晚八点仍备留饭菜给我们。饭店这种特别的通融，完全是德炎先生安排的。

到《紫禁城宫殿》快出版时，香港无线电视台作为文化性的节目，特别派了节目主持人叶特生先生和摄影组，专程来京，访问故宫专家，拍摄些紫禁城内外景点。节目完成，故宫的相关领导宴请我们，当时正是下班、晚饭的时候，怎么样都没有可叫的车辆。饭局又不可延误，我急如蚂蚁。幸好华侨饭店，距商务办公大楼不远。我跑到商务求助，正巧碰上德炎先生。他晓得了情况，说现在商务没有车辆，只有一辆拉书拉货的“拉车”。因为电视台还想补上专家的几个镜头，要带上摄影机，公交车挤不了。我们应德炎先生的建议，主持人、摄影师和我，带着一台摄影机，坐在三轮的拉车上。主持人和我西装革履的，尤其是叶特生先生，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帅哥，三轮拉车走在通衢大道上的招摇，引来了街上行人的奇异眼光，可惜当时未留下照片。

《紫禁城宫殿》的出版，在海外轰动一时，也成功地出版了几个外文版，打入国际市场。这样成功的背后，德炎先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商务印书馆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协助，有不可磨灭的功劳。现在想起来，似一本样书都未送上，真是“少不更事”。建议日后香港商务写馆史的时候，是要记下这些年，德炎先生以及商务印书馆馆领导对香港商务的帮助。几十年来，我到北京，去商务印书馆办公大楼，总有回家的感觉。这不仅仅来自历史血缘的关系，也不完全由于一些业务，是来自自初即由德炎先生所代表的商务印书馆同仁，对我们视为“一家人”的情分。

多年后，我曾向德炎先生打听，他何以能让北京华侨饭店的厨房和厅房的同志，一个月来，做出了额外的服务？德炎先生听了，轻轻地笑着说，“没什么的，你们到故宫去后，我跑去找师傅和服务员，聊聊天，向他们说明一下你们在北京的工作情况，让他们了解，然后拜托他们照顾下你们。人总是明事理和有人情的。”他又说：“我不抽烟，我身上总备一盒烟。聊天时，我送上一、二根烟，让他们边抽边聊。当然，年节，馆内有月历等纪念品，我会送上一两份给他们，表示感谢。仅此而已。”他态度轻松，语气不速不缓，娓娓地道来。诸多来自德炎先生这样的帮助不知凡几，也不可胜记。

二

有一年，杨德炎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秘书，到德国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代表团此行有几个名额是联合集团邀请的，但我们香港团却晚了好几天才到法兰克福。我们见了德炎先生，感觉他看起来消瘦了很多。私下打听，才知道中国代表团由于我们未到，费用不足，要节食节用。德炎先生甚至为保证其他团员能吃上餐，自己不吃早餐，其他两餐吃得也少，只吃不用花钱可取食的牛油填肚。所以一下子瘦了下来。我们到了后，付上受邀团员的费用，作为秘书的德炎先生，才好安排正常的饮食。但是自这次回国后，德炎先生“发福”了，可能是因为吃了太多牛油的影响。那时，我们都住不起酒店，酒店太贵了，只好住到市郊，展览期间的家庭式临时公寓。每日早餐，我们发现德炎先生餐中，总是比我们多一只鸡蛋，这是主持家庭寓所的德国老妇人送他的。她对德炎先生特别亲切，每日出发去展馆时，老妇人总要给他一个礼仪性的拥抱，我们可羡慕极了。德炎先生礼貌周到，德语漂亮，待人以诚，笑容满面的态度，征服了个性硬邦邦的德国妇人，也为我们中国人长了面子。诸如此类的德炎先生故事，真说不完。总的一句，真心实意，以诚待人。

进入二十一世纪，图书出版业蓬勃猛进，德炎先生和我，责任也越来越重，日子也越活越忙。到了北京，与德炎先生见面，大抵喝一杯咖啡，或吃一个简单的套餐。然后谈谈要办或合作的事。回想起来一个事实，与德炎先生交往了三十年，绝少一同吃玩；公事外，也从来没有提及私人的任何要求，甚至是朋友式的正常要求。德炎先生在我认识的同辈中，是一个极其“律己”的人。

20世纪50年代，我在内地生活过，知道有“五好学生”这回事。我心里总想，德炎先生在中、小学，一定是个“五好学生”。最难能可贵的，他能一生贯彻“五好学生”的品格。“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是中国传统做人的格言，大家都熟悉。这句作为人生修养的格言，说是容易，但做到却很难。德炎先生一生为人，可谓近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