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边界》是一本由张维迎 / 林毅夫著作，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2.00，页数：3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府的边界》精选点评：

直到现在都不是很喜欢经济学的原因是：研究是建立在完美假设上的，甚至是先验的，能自圆其说就行。但是这些虚道道真的能解释实际上要复杂千倍百倍的国家发展吗？4星给两位针锋相对的经济学家

为了完成课程论文借来看的。我相信产业政策有效性这个话题再争论十年也不会有统一的答案，比起林毅夫，张维迎的论据不像经济学家，说服力还是差那么一些。后面几篇有关产业政策的文章综合来看，实证那篇最严谨，其余的质量良莠不齐，有几篇仿佛是为了凑字数加进来的。

还比较新的讨论 市场与政府（林毅夫“有为政府”话术果然讨d欢喜 看到有采用. d怎么会直接用有限政府介个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学永恒的话题，历久弥新。直觉上更偏向于张维迎的观点，不管怎样，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其背后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终归是有着自身利益考量的个人。

没看过书，看过不少文章。 总的感觉是，我对经济学这东西彻底失去兴趣了。 不是经济学无聊，而是接近真理实在太难了。

这本书谈论的话题总体感觉很无聊

范式不一样，谁都说服不了谁

林、張作爲意見領袖，對話其實就是表表立場，既沒什麼營養，也代表不了二人的水平。但後邊大半本的論文集非常有意思，反而是本書重點。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自由主义，干预主义…阴阳两极…只有做到松弛有度，及时修正才能长效持久，希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纯粹为了完成作业...

《政府的边界》读后感(一)：2019.4.09

无论是新结构经济学还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都在相互的辩论中都展现了自己明显的不足~

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而言，虽然有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了，但是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同时市场失灵的现象并不罕见。

但同时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在逻辑上也有巨大的漏洞，虽然我很钦佩林毅夫先生，但是中国的产业政策一直以来就具有强烈直接干预市场与浓厚的计划性色彩，对于微观市场的直接干预措施是产业政策最为重要的手段 ，失败的远比成功的多，同时也很难直接证明成功案例与政府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

不过总之，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尤其是现在读来，很有一些意思，

：建议同时可以翻翻社科院工业研究所上关于产业政策的文章

《政府的边界》读后感(二)：政府：我太难了

这本《政府的边界》讲的是产业政策问题。什么是产业政策？使用林教授的说法，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就是产业政策。当前的中国应不应该实行产业政策？对于后一个问题，学界有非常大的争议，爆发了一场场讨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林毅夫与张维迎教授之间的讨论。两位教授的观点比较激进，一位主张当前中国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需要政府干预，实施产业政策；而张教授则主张改革开放以来我过去的的成果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活力而不是产业政策作用的缘故，主张禁止产业政策。两位教授的观点针锋相对，反映出在如今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对于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深入思考。

我国经济改革采取的是双轨制策略，一方面让市场机制和民营企业高速成长，另一方面却继续保留了计划经济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和保护，这其实已经属于了产业政策的范畴。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有市场失灵现象存在，一些经济活动的成本或收益很难内部化。一个例子是环境污染，个别企业排污，全社会受害，政府只好通过排放标砖或者污染罚款来内部化排放的成本。

林教授在《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一文中这样说道：“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必然不成功”但是在这句话的上下文中仅论述了度过危机的很多国家都运用了产业政策，这是一种现象，但是并不足与使人信服这样的观点：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必然不成功。对于没有学习过新结构经济学的普通读者（我），确实如张维迎教授所说，感到逻辑不能自洽。

同时林教授有一个观点也引发了我的思考，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这样说到：对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来说，不管失败或成功都给了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政府需要鼓励。这句话不假，但是从市场竞争机制来说，政府奖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实质上是对某一种新产业的鼓励，尽管这个新产业又可能失败，而这些都依赖于政府自己的判断。

在我自己看来，首先政府作为一个整体，作出的决策来自于人的智慧。但是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考虑到人性丑恶的部分，任何重大决定的作出都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即让心怀不轨者无孔可钻。一方面，政府不能保证自己的官员们以及专家们比企业家们更能感受市场的发展动向，作出正确的市场干预的决策；另一方面，在一些市场难以调节的产业如基础设施建设等，也不能完全排除产业政策的介入。那么想要两者兼得的同时就需要保证体制先变，以更加受限的政府权力范围适应市场调整机制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有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一个背景。即如今国家号召建立的“服务型政府。

最后插播一句，这本书的编排太有意思了，往往是刚刚看完前一位学者的观点正在回味中，感觉十分合理的时候，下一篇就是对前者所代表的那一类观点的反对，不断解构又重构。总体来说文章所代表的观点从激进到温和，越到书本后面，在表达观点的同时呼吁一波“学术要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类似的句子出现的频率较多，讨论方向也越来越从求得共识这样温和的角度切入。

《政府的边界》读后感(三)：经济增长来自政策还是自由？

增长与停滞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的配方是自由市场辅以民主化政治，还是渐进式市场化辅以产业政策？经济学家莫衷一是。林毅夫与张维迎也在此问题上展开交锋。核心争议包括以下：

其一、产业政策多失败，本身注定失败还是政府无为？

林毅夫认为，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发掘比较优势，政府有为而治，产业政策能够成功。成功的产业政策必须针对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指的是该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优势，但是由于软硬件基础设施不完善，交易费用太高，使得总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的产业。政府若能针对这些产业中的先行企业给予外部性补偿并帮助提供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则这样的产业政策能够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张维迎指出，产业政策注定失败。归纳有两个原因：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激励机制的扭曲。特别强调的是，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的扭曲更为根本。具体而言，

第一，认知局限，创新不可预见。拥护产业政策的人一般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但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新产业来自创新。纵观人类的产业发展史就会发现，由于创新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加之新技术的价值最初是无法预料的，只有在一系列相关的应用技术出现之后，它才能显示出来。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对新产业、对创新做任何规划，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而不是通过所谓的产业政策将自己锁在预定的路径上。

第二，激励扭曲，政府官员无须为产业政策结果负责。政府官员政策成功了没有与此对应的货币收益，失败了反倒可能承担一定的职业风险（尽管并不总是如此）。所以，政府官员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回避个人责任。通过听取专家意见、忠实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或者“跟风”的形式，转移和逃避责任。加之，政府官员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就是对失败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

其二、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要素禀赋还是伪命题？

林毅夫指出，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同类产品中，成本才会最低，才会最有竞争力，企业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整个经济才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使得比较优势从劳动或自然资源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提升，为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到资本更为密集、附加值更高的新产业、新技术提供物质基础。

张维迎认为，从各国的进出口结构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要素禀赋没有关系。要素禀赋决定论假定资本和劳动力（包括人才）在国家之间是不流动的。在资本和人才流动的情况下，要素禀赋的重要性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降低。要素禀赋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现实中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

其三、产业政策，压制企业家精神还是降低交易成本？

张维迎指出，认可产业政策的正当性，就等于承认政府官员对未来技术和产业的判断比企业家更敏锐。产业政策意味着我们要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的、物质的）投在政府选定的优先目标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豪赌。因为创新是不可预料的，所以我们需要企业家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力，需要企业家不断试错，市场竞争决定谁成功谁失败。扼杀企业家精神，也就阻塞了创新之路。

林毅夫认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政策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既要有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有政府帮助企业家解决企业家自身所难以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设施完善是需要投资的。如果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是用来增加它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或者是消除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市场中的各种瓶颈来降低交易费用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发展融资就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速地发展。

《政府的边界》读后感(四)：《政府的边界》

总的来说中国在“追赶”时期，林毅夫那一套还是有实践价值的，对于任何后发国家来说都有借鉴意义。张维迎和林毅夫的对话更像是各说各的，似乎不像是讨论国家同一个阶段的发展路径问题，张更像是讨论发达国家的产业问题。对于“追赶”时期，实施产业政策一般是概率较大的“中等发展收益”；不实施产业政策可能两个极端——极有可能“无发展”，也极有可能“跨越式发展”，而且“跨越发展”的可能性比“无发展”的可能性较低。两者比较来看，一般的新兴经济体都会选择实施产业政策。

较低在“超越”阶段，国家需要从“引进消化再吸收”转变到“自主创新”增加新动能，政府的作用可能更多的是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法治政府等，提供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平台，毕竟“创新更多的可能是是偶然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敬琏和张维迎的市场经济观念更适合。

不管怎么样，任何阶段国家都需要承担一个“有为政府”的角色，只是不同阶段“有为”的方式不同。

———————【以下是书中部分内容逻辑的整理】——————

【林毅夫】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所以个人想发现，自身的生产率也要提高）。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要在“有效市场”（要素禀赋）上发挥“有为政府”（政策安排）的作用。 林毅夫不同产业对策 ①追赶型产业:汽车、高端装备业、高端材料。海外并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 ②领先型产业:白色家电、高铁、造船。 自主研发继续保持。财政拨款设立科研基金。政府采购，形成规模化生产。到世界各地建立产销售后中心，开发市场。 ③退出型产业:第一种，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失掉比较优势不可逆转，利用技术、管理、市场渠道优势，转移海外继续保持订单。非洲是最佳选择。台港韩资企业转移，国内企业不熟悉海外投资环境滞留国内。第二种，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一带一路”。 ④“弯道超车”产业。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ICT，国内市场巨大，科技人才多，完备生产能力。华为、中兴、阿里巴巴。 ⑤战略型产业。资本密集、研发周期长，投入极其巨大，关系国防安全，大飞机、航天、超算。不能完全靠市场，需要政府保护补贴。 【张维迎产业政策】 创新和新产业出现具有极大不确定性，产业政策是豪赌，若都由专家票选出来很可能就扼杀在摇篮中。新企业家代替老齐爷爷，认知的原因。政府鼓励导致产能过剩。真正创新型国家: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 ①后发优势是利用了欧美原有技术，现在需要创新。 ②发挥比较优势和政府引导逻辑矛盾，比较优势的最佳制度是市场。 ③产业政策有效的前提是政府比企业家更能判断未来，体制没有相关激励促使官员冒巨大风险制定未来才能被证明正确的产业政策。 ④政府的战略最终都走向“赶超目的”，赶超计划经济否定个人和市场的存在。 笔者观点:高成就高不确定性、中成就低不确定性之间的选择。不是说 【林毅夫思路决定出路】 二战后13个高速增长经济体的5个共性: ①开放经济②宏观稳定③高储蓄高投资⑤市场经济⑥积极有为政府。 5个共性是药材，但不是处方。需要知道怎么组合和使用程度。怎样的政策思路。【林这些年努力研究的方向】 【发现经济学走过的路】 ①结构主义:技术直接跟上发达国家，政府直接配置，直接重工业。失败原因，违反了比较优势，要素生产成本更高，只能依靠补贴存活，不可持续。 ②新自由主义:政府直接退出，把市场经济各种安排一次性引进，即“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失败原因，突然没有补贴，资本密集型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破产失业。 ③东亚成功国家:渐进、双轨。成功原因，保护原有的，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实事求是。过程中因势利导，补足基建短板，扭转比较优势。 【新古典方法】 当决策者面临选择的时候，在给定条件下，在所有选择中他总会选他认为最好的。 【新结构经济学】 产业结构内生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的，也会随时间变化。 【收入陷阱】产业结构升级节奏太慢，不能赶上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不能缩小。 【有为政府的作用】 激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否则理性的企业家都在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吃螃蟹不管成功失败对全市场都有信号作用，但是对特定企业成功失败的结果差距大。 【不走韬晦战略的原因之一】 企业发挥比较优势“走出去”的需要，发达国家08金融危机后没走出来，我国政府可提供资金越来越多。 【南北和南南合作的区别】 南北直接给钱或者低息贷款，便宜但口径小，主要用于发展制造业，违反比较优势，跟贸易脱钩。 南南合作，出口信贷，口径大，以发展中国家经验为根据，主要用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工业园区。援助、贸易、民间投资相结合。

《政府的边界》读后感(五)：《政府的边界》——林毅夫、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大辩论

（本文是我政经的读书笔记，拎过来存个档。很多内容不见齐正确，还希望多多讨论！）

一、本书的背景

2016年，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在北京大学就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政策问题展开了公开辩论。这场辩论在表层上探讨了产业政策应不应该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则旨在界定市场经济中，政府作用的边界在哪里。

不过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人始终没有辩论出结果，甚至于辩论到最后都没有互相观点的妥协，我认为这其中是有两点重要的因素没有厘清。其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也就是，政府作用边界在哪里。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又回到了产业政策的界限是哪

第一是政府作用的边界。林毅夫教授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理解产业政策。林毅夫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好，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而这个“有为的政府”要做的，就是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的激励和基础[1]。而张维迎教授虽然支持“双轨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却否定政府的“有为”，否定政府的“前瞻性”。在他看来，政府的功能应该被限制在提供中性的公共服务，包括维持秩序、保护竞争和建设基础设施等之中[2]。

第二是产业政策的界定。林毅夫教授对于产业政策的叙述是前后矛盾的。他后来所谓的产业政策包括建设基础设施、建立专利制度、构建良好营商环境、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发展金融市场等。但是这些正和“有限政府”理论中的政府基本职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后来的产业政策仅仅是张维迎教授眼中的政府职能而已，并非产业政策。这些政策，张维迎教授是绝对支持的。但是林毅夫教授在自己的文章中已经指出：“政府若能针对这些产业中的先行企业予以外部性补偿并帮助提供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3]”这其中明确指出了产业政策是“外部性补偿”，而非上述的任何一种。也就是说，林毅夫教授在后期也对产业政策的形式表示模棱两可。但是若不把林毅夫教授的“产业政策”看作是“外部性补偿”，则我们的辩论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可以姑且认为，产业政策是“外部性补偿”，包括税收、土地、软硬基础设施的优惠。

这两个问题的界定如果不一致，就会出现林张辩论现场的情况：两个人对观点的辩论似乎并不在同一个频道，都是在自说自话。但是这并不表明两人的辩论没有意义，事实上林张二人的观点各有各的理论价值。下面我将简要阐述两人的观点，并附以我的理解。

二、本书的内容概要

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产业政策。首先，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得到经济发展，必然要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这就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必须要有“有为的政府”给予企业家红利，激励企业家创新，才能让更多企业家走向高风险的新兴行业。这样，经济体才能够迎来产业升级。这个企业家红利，也就是所谓的外部性补偿，就是一个经济体必须具备的产业政策。而这个“新兴产业”要如何判断，靠的就是行业的潜在比较优势，判断的主体是政府。

张维迎教授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并不存在市场失灵，只是市场理论失灵。这一点是无法得到论证的，也引起了强烈的怀疑。张维迎教授在论证“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时候，所用的两个基本观点是创新的不可预见性和政府官员的激励扭曲。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是说，企业家精神是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一点毋庸置疑是正确的，仅仅是比尔盖茨错误判断互联网的走势就可以知道，未来的不可预见性是绝对的，我们无法预见到4G带来了短视频和自媒体直播的爆炸，也无法预知5G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而政府官员的激励扭曲可以理解为政府官员并没有能力预知未来，更没有能力为错误判断负责。在集中一定力量去执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必然会有错误的产业政策失败。而这个失败就是毁灭性的。

以上是两位教授辩论的主要逻辑，当然还有更多细节值得挖掘，但在此不予赘述。接下来我将阐述我对产业政策的一些观点。

三、我的理解

让我们先来举个例子。VC/PE等风险投资机构在投资时，强调的是对行业的理解和公司的storyline。风险投资是会失败的，比如贝莱德领投的瑞幸咖啡，被事实证明是一个巨大的财务骗局。但是风险投资的成功也是巨大的，比如高瓴投资的完美日记。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其背后都有着一个旗号：互联网。在资本市场中，公认的未来是互联网。也就是说，互联网是资本市场“产业政策”的选择。但是资本市场仍然对大多数的初创公司予以细致的评定，最终得出支持哪些企业。这样的风险损失是远小于对所有互联网企业无脑支持的。

VC/PE这样的风投机构正是资本趋于成熟的产物。而这种产物会更好的执行对新兴产业的支持。但是产业政策，并不具备这样的筛选能力，即便产业政策的产业正确了，产业政策的执行也会偏离正确的方向。政府应该做好分内工作，如果政府权力无限扩张，对社会必然没有正向的影响。

当然，支持新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支持“休克疗法”。对于双轨制，我依旧是支持的。国家的发展确实需要慢慢来，而这个慢慢来意味着对国家发展更为现实的理解，而不是固执己见和生搬硬套。讨论和争辩是有必要的，国家的发展和理论的发展都需要思想的碰撞。希望在今后，会有更多的思想火花，在各行各业绽放。

[1]《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林毅夫

[2] 《政府与边界》序言，黄益平

[3] 《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林毅夫

《政府的边界》是一本由张维迎 / 林毅夫著作，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2.00，页数：3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府的边界》精选点评：

直到现在都不是很喜欢经济学的原因是：研究是建立在完美假设上的，甚至是先验的，能自圆其说就行。但是这些虚道道真的能解释实际上要复杂千倍百倍的国家发展吗？4星给两位针锋相对的经济学家

为了完成课程论文借来看的。我相信产业政策有效性这个话题再争论十年也不会有统一的答案，比起林毅夫，张维迎的论据不像经济学家，说服力还是差那么一些。后面几篇有关产业政策的文章综合来看，实证那篇最严谨，其余的质量良莠不齐，有几篇仿佛是为了凑字数加进来的。

还比较新的讨论 市场与政府（林毅夫“有为政府”话术果然讨d欢喜 看到有采用. d怎么会直接用有限政府介个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学永恒的话题，历久弥新。直觉上更偏向于张维迎的观点，不管怎样，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其背后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终归是有着自身利益考量的个人。

没看过书，看过不少文章。 总的感觉是，我对经济学这东西彻底失去兴趣了。 不是经济学无聊，而是接近真理实在太难了。

这本书谈论的话题总体感觉很无聊

范式不一样，谁都说服不了谁

林、張作爲意見領袖，對話其實就是表表立場，既沒什麼營養，也代表不了二人的水平。但後邊大半本的論文集非常有意思，反而是本書重點。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自由主义，干预主义…阴阳两极…只有做到松弛有度，及时修正才能长效持久，希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纯粹为了完成作业...

《政府的边界》读后感(一)：2019.4.09

无论是新结构经济学还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都在相互的辩论中都展现了自己明显的不足~

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而言，虽然有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了，但是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同时市场失灵的现象并不罕见。

但同时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在逻辑上也有巨大的漏洞，虽然我很钦佩林毅夫先生，但是中国的产业政策一直以来就具有强烈直接干预市场与浓厚的计划性色彩，对于微观市场的直接干预措施是产业政策最为重要的手段 ，失败的远比成功的多，同时也很难直接证明成功案例与政府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

不过总之，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尤其是现在读来，很有一些意思，

：建议同时可以翻翻社科院工业研究所上关于产业政策的文章

《政府的边界》读后感(二)：政府：我太难了

这本《政府的边界》讲的是产业政策问题。什么是产业政策？使用林教授的说法，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就是产业政策。当前的中国应不应该实行产业政策？对于后一个问题，学界有非常大的争议，爆发了一场场讨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林毅夫与张维迎教授之间的讨论。两位教授的观点比较激进，一位主张当前中国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需要政府干预，实施产业政策；而张教授则主张改革开放以来我过去的的成果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活力而不是产业政策作用的缘故，主张禁止产业政策。两位教授的观点针锋相对，反映出在如今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对于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深入思考。

我国经济改革采取的是双轨制策略，一方面让市场机制和民营企业高速成长，另一方面却继续保留了计划经济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和保护，这其实已经属于了产业政策的范畴。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有市场失灵现象存在，一些经济活动的成本或收益很难内部化。一个例子是环境污染，个别企业排污，全社会受害，政府只好通过排放标砖或者污染罚款来内部化排放的成本。

林教授在《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一文中这样说道：“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必然不成功”但是在这句话的上下文中仅论述了度过危机的很多国家都运用了产业政策，这是一种现象，但是并不足与使人信服这样的观点：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必然不成功。对于没有学习过新结构经济学的普通读者（我），确实如张维迎教授所说，感到逻辑不能自洽。

同时林教授有一个观点也引发了我的思考，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这样说到：对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来说，不管失败或成功都给了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政府需要鼓励。这句话不假，但是从市场竞争机制来说，政府奖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实质上是对某一种新产业的鼓励，尽管这个新产业又可能失败，而这些都依赖于政府自己的判断。

在我自己看来，首先政府作为一个整体，作出的决策来自于人的智慧。但是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考虑到人性丑恶的部分，任何重大决定的作出都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即让心怀不轨者无孔可钻。一方面，政府不能保证自己的官员们以及专家们比企业家们更能感受市场的发展动向，作出正确的市场干预的决策；另一方面，在一些市场难以调节的产业如基础设施建设等，也不能完全排除产业政策的介入。那么想要两者兼得的同时就需要保证体制先变，以更加受限的政府权力范围适应市场调整机制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有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一个背景。即如今国家号召建立的“服务型政府。

最后插播一句，这本书的编排太有意思了，往往是刚刚看完前一位学者的观点正在回味中，感觉十分合理的时候，下一篇就是对前者所代表的那一类观点的反对，不断解构又重构。总体来说文章所代表的观点从激进到温和，越到书本后面，在表达观点的同时呼吁一波“学术要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类似的句子出现的频率较多，讨论方向也越来越从求得共识这样温和的角度切入。

《政府的边界》读后感(三)：经济增长来自政策还是自由？

增长与停滞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的配方是自由市场辅以民主化政治，还是渐进式市场化辅以产业政策？经济学家莫衷一是。林毅夫与张维迎也在此问题上展开交锋。核心争议包括以下：

其一、产业政策多失败，本身注定失败还是政府无为？

林毅夫认为，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发掘比较优势，政府有为而治，产业政策能够成功。成功的产业政策必须针对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指的是该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优势，但是由于软硬件基础设施不完善，交易费用太高，使得总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的产业。政府若能针对这些产业中的先行企业给予外部性补偿并帮助提供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则这样的产业政策能够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张维迎指出，产业政策注定失败。归纳有两个原因：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激励机制的扭曲。特别强调的是，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的扭曲更为根本。具体而言，

第一，认知局限，创新不可预见。拥护产业政策的人一般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但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新产业来自创新。纵观人类的产业发展史就会发现，由于创新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加之新技术的价值最初是无法预料的，只有在一系列相关的应用技术出现之后，它才能显示出来。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对新产业、对创新做任何规划，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而不是通过所谓的产业政策将自己锁在预定的路径上。

第二，激励扭曲，政府官员无须为产业政策结果负责。政府官员政策成功了没有与此对应的货币收益，失败了反倒可能承担一定的职业风险（尽管并不总是如此）。所以，政府官员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回避个人责任。通过听取专家意见、忠实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或者“跟风”的形式，转移和逃避责任。加之，政府官员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就是对失败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

其二、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要素禀赋还是伪命题？

林毅夫指出，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同类产品中，成本才会最低，才会最有竞争力，企业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整个经济才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使得比较优势从劳动或自然资源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提升，为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到资本更为密集、附加值更高的新产业、新技术提供物质基础。

张维迎认为，从各国的进出口结构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要素禀赋没有关系。要素禀赋决定论假定资本和劳动力（包括人才）在国家之间是不流动的。在资本和人才流动的情况下，要素禀赋的重要性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降低。要素禀赋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现实中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

其三、产业政策，压制企业家精神还是降低交易成本？

张维迎指出，认可产业政策的正当性，就等于承认政府官员对未来技术和产业的判断比企业家更敏锐。产业政策意味着我们要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的、物质的）投在政府选定的优先目标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豪赌。因为创新是不可预料的，所以我们需要企业家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力，需要企业家不断试错，市场竞争决定谁成功谁失败。扼杀企业家精神，也就阻塞了创新之路。

林毅夫认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政策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既要有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有政府帮助企业家解决企业家自身所难以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设施完善是需要投资的。如果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是用来增加它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或者是消除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市场中的各种瓶颈来降低交易费用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发展融资就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速地发展。

《政府的边界》读后感(四)：《政府的边界》

总的来说中国在“追赶”时期，林毅夫那一套还是有实践价值的，对于任何后发国家来说都有借鉴意义。张维迎和林毅夫的对话更像是各说各的，似乎不像是讨论国家同一个阶段的发展路径问题，张更像是讨论发达国家的产业问题。对于“追赶”时期，实施产业政策一般是概率较大的“中等发展收益”；不实施产业政策可能两个极端——极有可能“无发展”，也极有可能“跨越式发展”，而且“跨越发展”的可能性比“无发展”的可能性较低。两者比较来看，一般的新兴经济体都会选择实施产业政策。

较低在“超越”阶段，国家需要从“引进消化再吸收”转变到“自主创新”增加新动能，政府的作用可能更多的是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法治政府等，提供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平台，毕竟“创新更多的可能是是偶然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敬琏和张维迎的市场经济观念更适合。

不管怎么样，任何阶段国家都需要承担一个“有为政府”的角色，只是不同阶段“有为”的方式不同。

———————【以下是书中部分内容逻辑的整理】——————

【林毅夫】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所以个人想发现，自身的生产率也要提高）。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要在“有效市场”（要素禀赋）上发挥“有为政府”（政策安排）的作用。 林毅夫不同产业对策 ①追赶型产业:汽车、高端装备业、高端材料。海外并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 ②领先型产业:白色家电、高铁、造船。 自主研发继续保持。财政拨款设立科研基金。政府采购，形成规模化生产。到世界各地建立产销售后中心，开发市场。 ③退出型产业:第一种，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失掉比较优势不可逆转，利用技术、管理、市场渠道优势，转移海外继续保持订单。非洲是最佳选择。台港韩资企业转移，国内企业不熟悉海外投资环境滞留国内。第二种，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一带一路”。 ④“弯道超车”产业。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ICT，国内市场巨大，科技人才多，完备生产能力。华为、中兴、阿里巴巴。 ⑤战略型产业。资本密集、研发周期长，投入极其巨大，关系国防安全，大飞机、航天、超算。不能完全靠市场，需要政府保护补贴。 【张维迎产业政策】 创新和新产业出现具有极大不确定性，产业政策是豪赌，若都由专家票选出来很可能就扼杀在摇篮中。新企业家代替老齐爷爷，认知的原因。政府鼓励导致产能过剩。真正创新型国家: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 ①后发优势是利用了欧美原有技术，现在需要创新。 ②发挥比较优势和政府引导逻辑矛盾，比较优势的最佳制度是市场。 ③产业政策有效的前提是政府比企业家更能判断未来，体制没有相关激励促使官员冒巨大风险制定未来才能被证明正确的产业政策。 ④政府的战略最终都走向“赶超目的”，赶超计划经济否定个人和市场的存在。 笔者观点:高成就高不确定性、中成就低不确定性之间的选择。不是说 【林毅夫思路决定出路】 二战后13个高速增长经济体的5个共性: ①开放经济②宏观稳定③高储蓄高投资⑤市场经济⑥积极有为政府。 5个共性是药材，但不是处方。需要知道怎么组合和使用程度。怎样的政策思路。【林这些年努力研究的方向】 【发现经济学走过的路】 ①结构主义:技术直接跟上发达国家，政府直接配置，直接重工业。失败原因，违反了比较优势，要素生产成本更高，只能依靠补贴存活，不可持续。 ②新自由主义:政府直接退出，把市场经济各种安排一次性引进，即“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失败原因，突然没有补贴，资本密集型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破产失业。 ③东亚成功国家:渐进、双轨。成功原因，保护原有的，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实事求是。过程中因势利导，补足基建短板，扭转比较优势。 【新古典方法】 当决策者面临选择的时候，在给定条件下，在所有选择中他总会选他认为最好的。 【新结构经济学】 产业结构内生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的，也会随时间变化。 【收入陷阱】产业结构升级节奏太慢，不能赶上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不能缩小。 【有为政府的作用】 激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否则理性的企业家都在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吃螃蟹不管成功失败对全市场都有信号作用，但是对特定企业成功失败的结果差距大。 【不走韬晦战略的原因之一】 企业发挥比较优势“走出去”的需要，发达国家08金融危机后没走出来，我国政府可提供资金越来越多。 【南北和南南合作的区别】 南北直接给钱或者低息贷款，便宜但口径小，主要用于发展制造业，违反比较优势，跟贸易脱钩。 南南合作，出口信贷，口径大，以发展中国家经验为根据，主要用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工业园区。援助、贸易、民间投资相结合。

《政府的边界》读后感(五)：《政府的边界》——林毅夫、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大辩论

（本文是我政经的读书笔记，拎过来存个档。很多内容不见齐正确，还希望多多讨论！）

一、本书的背景

2016年，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在北京大学就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政策问题展开了公开辩论。这场辩论在表层上探讨了产业政策应不应该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则旨在界定市场经济中，政府作用的边界在哪里。

不过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人始终没有辩论出结果，甚至于辩论到最后都没有互相观点的妥协，我认为这其中是有两点重要的因素没有厘清。其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也就是，政府作用边界在哪里。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又回到了产业政策的界限是哪

第一是政府作用的边界。林毅夫教授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理解产业政策。林毅夫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好，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而这个“有为的政府”要做的，就是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的激励和基础[1]。而张维迎教授虽然支持“双轨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却否定政府的“有为”，否定政府的“前瞻性”。在他看来，政府的功能应该被限制在提供中性的公共服务，包括维持秩序、保护竞争和建设基础设施等之中[2]。

第二是产业政策的界定。林毅夫教授对于产业政策的叙述是前后矛盾的。他后来所谓的产业政策包括建设基础设施、建立专利制度、构建良好营商环境、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发展金融市场等。但是这些正和“有限政府”理论中的政府基本职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后来的产业政策仅仅是张维迎教授眼中的政府职能而已，并非产业政策。这些政策，张维迎教授是绝对支持的。但是林毅夫教授在自己的文章中已经指出：“政府若能针对这些产业中的先行企业予以外部性补偿并帮助提供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3]”这其中明确指出了产业政策是“外部性补偿”，而非上述的任何一种。也就是说，林毅夫教授在后期也对产业政策的形式表示模棱两可。但是若不把林毅夫教授的“产业政策”看作是“外部性补偿”，则我们的辩论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可以姑且认为，产业政策是“外部性补偿”，包括税收、土地、软硬基础设施的优惠。

这两个问题的界定如果不一致，就会出现林张辩论现场的情况：两个人对观点的辩论似乎并不在同一个频道，都是在自说自话。但是这并不表明两人的辩论没有意义，事实上林张二人的观点各有各的理论价值。下面我将简要阐述两人的观点，并附以我的理解。

二、本书的内容概要

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产业政策。首先，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得到经济发展，必然要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这就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必须要有“有为的政府”给予企业家红利，激励企业家创新，才能让更多企业家走向高风险的新兴行业。这样，经济体才能够迎来产业升级。这个企业家红利，也就是所谓的外部性补偿，就是一个经济体必须具备的产业政策。而这个“新兴产业”要如何判断，靠的就是行业的潜在比较优势，判断的主体是政府。

张维迎教授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并不存在市场失灵，只是市场理论失灵。这一点是无法得到论证的，也引起了强烈的怀疑。张维迎教授在论证“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时候，所用的两个基本观点是创新的不可预见性和政府官员的激励扭曲。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是说，企业家精神是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一点毋庸置疑是正确的，仅仅是比尔盖茨错误判断互联网的走势就可以知道，未来的不可预见性是绝对的，我们无法预见到4G带来了短视频和自媒体直播的爆炸，也无法预知5G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而政府官员的激励扭曲可以理解为政府官员并没有能力预知未来，更没有能力为错误判断负责。在集中一定力量去执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必然会有错误的产业政策失败。而这个失败就是毁灭性的。

以上是两位教授辩论的主要逻辑，当然还有更多细节值得挖掘，但在此不予赘述。接下来我将阐述我对产业政策的一些观点。

三、我的理解

让我们先来举个例子。VC/PE等风险投资机构在投资时，强调的是对行业的理解和公司的storyline。风险投资是会失败的，比如贝莱德领投的瑞幸咖啡，被事实证明是一个巨大的财务骗局。但是风险投资的成功也是巨大的，比如高瓴投资的完美日记。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其背后都有着一个旗号：互联网。在资本市场中，公认的未来是互联网。也就是说，互联网是资本市场“产业政策”的选择。但是资本市场仍然对大多数的初创公司予以细致的评定，最终得出支持哪些企业。这样的风险损失是远小于对所有互联网企业无脑支持的。

VC/PE这样的风投机构正是资本趋于成熟的产物。而这种产物会更好的执行对新兴产业的支持。但是产业政策，并不具备这样的筛选能力，即便产业政策的产业正确了，产业政策的执行也会偏离正确的方向。政府应该做好分内工作，如果政府权力无限扩张，对社会必然没有正向的影响。

当然，支持新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支持“休克疗法”。对于双轨制，我依旧是支持的。国家的发展确实需要慢慢来，而这个慢慢来意味着对国家发展更为现实的理解，而不是固执己见和生搬硬套。讨论和争辩是有必要的，国家的发展和理论的发展都需要思想的碰撞。希望在今后，会有更多的思想火花，在各行各业绽放。

[1]《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林毅夫

[2] 《政府与边界》序言，黄益平

[3] 《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林毅夫